托马斯学校的乐监可不好当。巴赫不仅要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管理并参与学生们的各种音乐活动,还要负责莱比锡全市的四所教堂的教会音乐事务。根据合同规定,他还得教拉丁文课程,这毫无疑问要占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除此以外,他还得肩负起类似于现在的教导主任的一部分任务,比如每周四晚上要巡视全校并与学生们挤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过夜,据说是为了对学生们的道德品行负责。这些加在一起还不够,他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他那一大家子,所以还要带领他的唱诗班参加城市中的各种庆典、洗礼、婚丧事等等。比如在葬礼中,我们这位音乐家就必须带领唱诗班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地挣钱,总收入虽然超过了科腾时期,但别忘了,这些事情都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这对于一个勤奋的人来说是相当宝贵的。
这样繁重的工作,加上他的拥有7个孩子的大家庭的繁琐家务,足以使一个普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然而巴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每周一首地为教堂谱写了大量的宗教康塔塔供教堂唱诗班周日演出,仅流传至今的就有200余首,而任何另外一个音乐家周而复始地写下这个数量的作品,就很容易陷入平庸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合同并没有要求他不断写出新的康塔塔,同时他的几位前任也留下了大量可用的作品。那么,他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只能是他对现存的作品不满意。而依照合同规定演出他的作品,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顺利。比如这一年的耶稣受难日的演出按照教会监理会的规定应在尼古拉教堂举行,但那里的管风琴和羽管键琴都急需维修,唱诗班站立的廊台也已经腐朽,随时有垮塌伤人的危险。巴赫给他的教会上司打了报告要求修理,但监理会说这种事情不归他们管,他应该给市政委员会打报告。市政委员会回复巴赫说我们没钱,巴赫说那样的话今年受难日的演出就得换一个教堂了。而市政委员会告诉他,这是教会监理会管理的事务。就是这样,这个满脑子只有他的音乐的讨厌的巴赫就知道给他的上司们找事情做!上司们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安于现状、不提什么稀奇古怪要求的乐监。巴赫的音乐对于他们来说也只不过相当于有人用中国话布道。而巴赫却多半天真地认为,只要他把中国话讲得再大声一点,上司们就一定能听得懂。
而接下来巴赫看起来也对这个工作感到厌烦了。本来嘛,又没人要求他这么做,市政当局也非但不为此付给他一分钱报酬,连一点称赞的表示也没有,为此他还于1725年三次给德累斯顿的波兰国王写信要求向市政委员会施加压力,以讨回至今拖欠他的报酬。波兰国王看起来还是向着巴赫的,因为此前他曾经两次在德累斯顿举办过管风琴音乐会。这次冲突中巴赫胜利了,不仅得到了被拖欠的工资,还讨回了合同规定的主持礼拜的权利。但这毫无疑问进一步把他推到了上司们的对立面上,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外乡人,初来此地还不到3年。
不过巴赫好像不太在乎这种事情,他有更重要得多的事要做。于是他于1728年从他在梅宁根(Meiningen)的表兄那里买下了足够演出一年的康塔塔。但实际上,这不是他想偷懒的表现,而是在为创作一件更重要的作品腾出时间和精力,这就是被西方音乐界公认为最宏大、最崇高、最震撼人心的《马太受难曲》(Matthew’s Passion,BWV 224)。西方音乐评论家们,基于他们的基督教背景,在提到这部《马太受难曲》时,很难不产生崇高敬畏的感情。这部从头到尾长达3个小时的作品,是在巴赫缺少乐器、合格的合唱队员以及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创作的。在一次匆忙的排练中,巴赫忍无可忍地把在他的乐队中服务的莱比锡大学的音乐主管格尔纳先生的假发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就是这个细节,使得后来许多巴赫研究者们理所当然地认定巴赫是一个脾气暴躁、不会为人处事的天才。但仅凭一件事就给一个人下结论是不明智的。作为一个一丝不苟的音乐家,在那种紧迫的情况下做出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敌对关系也纯属夸大其词,即使考虑到不久之前格尔纳还因为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在一次音乐活动中邀请巴赫而不是他格尔纳作曲,与巴赫做过一次竞争。事实是,巴赫死后,就是这个格尔纳先生是巴赫遗嘱的执行人,以及他的家庭的监护者。如果一生都是对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1729年3月他还必须偕夫人和大儿子去一趟科腾,因为他最重要的知音、科腾侯爵利奥波德去世了,活了还不到34岁。巴赫把马太受难曲中已完成的一部分带去作为致哀的音乐。对于这件事有些基督教的音乐评论家们可能感到恼火,巴赫居然把本该献给上帝的乐曲给了一个“微型侯爵”!可对于巴赫本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科腾侯爵利奥波德是巴赫所遇到的最好的主人、最重要的知音和唯一的赞助者,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利奥波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