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枫做客深圳音乐厅 [复制链接]

卡拉扬的背影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8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08年03月31日
刘雪枫／文

在大师越来越稀缺的时代，卡拉扬制定并身体力行的标准仍然高不可攀

　　因历史和地理的变迁，德意志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经常会给人的认知造成一种错觉。比如，希特勒明明是奥地利人，却作为千古罪人被永远钉在德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再比如莫扎特，无论是其父亲的出生地奥格斯堡，还是他本人的出生地萨尔茨堡，都属德意志的管辖地，这样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却最终成为奥地利最著名的人物而载入史册（不独是音乐史）。
　　再说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他职业生涯的起点是德国的乌尔姆和亚琛，一生最辉煌的艺术生涯是执掌德国的柏林爱乐乐团，并将其塑造为世界排名第一的交响乐团。我相信长期以来不少人都把卡拉扬视为“德国指挥家”，特别是他名字里那个代表德意志贵族地位的“冯”字（von），更容易加深这种误解。
　　当然，现在大多数喜欢听音乐并关注卡拉扬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奥地利萨尔茨堡人了。至于那个“冯”（von）字，其实就是英文中“from”的意思，只有贵族才以地名为姓氏，而这个地名往往就是封地、领地。“karajan”这个地名，据考证乃属希腊，也就是说，卡拉扬有希腊血统，至于是不是德意志贵族就很难考证了。
　　1908年4月5日，卡拉扬出生于萨尔茨堡新城河滨的一座带庭院的漂亮房子里。现在这座房子就位于连接老城与新城“主桥”的桥头一侧，庭院里有一尊卡拉扬挥棒指挥的塑像。在他1989年7月16日去世前，萨尔茨堡的卡拉扬痕迹一度重于莫扎特。他是规模盛大的萨尔茨堡夏季艺术节的灵魂，是开销昂贵的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的主宰。卡拉扬将晚年的大半时光停留在萨尔茨堡，这里是他的“拜罗伊特”，一个王朝的宫堡，一个由“卡拉扬君主”统治的国度。
　　卡拉扬的生命晚期被诸多疾病折磨，却丝毫不见生命之火熄灭的迹象。他仍然掌控全局，姿态强硬，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的演出录音计划不断翻新，音乐品味只上不下；他对现代音乐始终保持清醒的甄别，萨尔茨堡的门槛仍然很高；他因聘用女单簧管乐手而与柏林爱乐的大多数乐手处于绝不妥协的僵持，他的帝王尊严容不得半点忽视；他还在为每年的歌剧新制作费尽心力地挑选歌手，发掘新秀；他仍然热衷于亲自导演，哪怕行动已经非常不便。
　　在卡拉扬的领地里，一切都必须完美无缺，萨尔茨堡的一切值得充分地享受。即便卡拉扬心中的神灵肯定是他的乡党莫扎特，他也为自己在声望上取而代之而心满意足。在那个年代的萨尔茨堡，包装纸上印有他的头像的巧克力“卡拉扬糖球”，甚至比“莫扎特糖球”还要抢手。
　　卡拉扬死得实在突然。新制作的《假面舞会》已经排练完毕，原班人马的柏林爱乐大厅的录音业已完成，只待7月25日首演时刻的来临。卡拉扬的死像极了瓦格纳，同样是心脏病猝发；瓦格纳倒在柯西玛的怀里，卡拉扬在他的飞机玩友、索尼唱片的大贺典雄臂弯中阖上双眼，地点在阿尼夫他的房子里。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欧洲乐坛，还是萨尔茨堡艺术节，在“后卡拉扬时代”的十余年中，消除卡拉扬影响的运动竟然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不仅“卡拉扬的敌人”罗马尼亚指挥家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被封为“新神”，许多与卡拉扬风格迥异的指挥家被作为他的对应面而大受追捧。似乎卡拉扬的“标准化时代”已经使命告结，音乐接受的历史从“启蒙”进入“狂飙”，甚至大有清算“错误启蒙”的势头。这真是人心与艺术鉴赏力的悲哀。
　　卡拉扬虽然逝去，但他的背影始终清晰，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只能是更加清晰。无论音乐演奏技术和录音技术在卡拉扬身后的近20年有多大的发展，“卡拉扬产品”始终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在大师越来越稀缺的时代，卡拉扬制定并身体力行的标准仍然高不可攀，能够望其项背的实属凤毛麟角。
　　德国中生代指挥家克利斯蒂安蒂勒曼，在瓦格纳和理查施特劳斯部分曲目上只是露出一点卡拉扬的端倪，便被评论界惊呼为“小卡拉扬”。根据最新消息，蒂勒曼在成功执掌曾经是切利比达克“禁脔”的慕尼黑爱乐乐团，以及刚刚被任命为拜罗伊特瓦格纳歌剧汇演音乐指导之后，有可能继意大利人克劳迪奥阿巴多和英国人西蒙拉特尔之后，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新掌门人。
　　也许只有到了“蒂勒曼时代”，“后卡拉扬时代”才能最后宣布结束，因为“音乐制造”重新回到了卡拉扬轨道。■


音乐中的对与错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8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08年03月03日
□ 刘雪枫／文

它是“音乐”或者“不是音乐”，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比它是“对”的音乐还是“错”的音乐更重要

　　早年主持三联《爱乐》杂志的时候，一直为读者定位伤透脑筋。多数读者是通过录音制品来欣赏和关注音乐的。他们的耳朵起点很高，一上手就至少是赫伯特·冯卡拉扬和雅沙·海菲茨的级数，一路听下来都是百年来不朽大师的声音。他们对经典音乐的诠释的判断以“大师演绎”为标准，再加上一些中外文字的辅助影响，脑中形成一个基本定式，对名不见经传或已被划为二三流的人物往往不屑一顾。对所谓录音版本的比较，也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在“最好”中选择“最佳”，最终成为“个性化”的比拼，于“不同”中寻求“大不同”。这方面的榜样是英国的唱片评论家，他们可谓把“版本比较”做到了极致。
　　即便如此，英国人的“极致”在欧美音乐家的口碑中仍然“臭名昭著”。这种唱片版本的比较从来就没有一个基本标准，一部经典的录音版本大多来源于录音室制作，在扩及现场实况录音、历史档案记录、电台转播录音、乐团工作录音甚至音乐会听众的非法盗录，那么“比较”就是在很不公平的条件下进行了。比如人声的还原度、管弦乐织体的准确度、内声部的凸显程度，还有最不可忽略的“音乐的细节”、“声音的底色”等。这些无不与录音水准息息相关，同时与聆听者的重放系统的等级密不可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便是本文主旨所在，即评判者（版本比较者）的标准是“好”与“坏”，还是“对”与“错”。我相信，大多数音乐爱好者的取舍标准是“好”与“坏”，追求“对”与“错”的人看起来是真理在握，但未免有迂腐或保守之嫌。所谓“对”与“错”，无非是说演奏者是否忠实原谱、忠实作曲家本意。这方面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我看来，与其拘泥于原谱标出的速度和表情符号，倒不如下功夫去理解作曲家内在世界和创作心路，寻找和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我所不能容忍的是，国内的一些音乐家，一天到晚把“二度创作”挂在嘴边，却要么偷懒耍滑不钻研乐谱，要么把作曲家乐谱上的全部标记视做金科玉律，并以此判断诠释的“对”与“错”。
　　我非常认同指挥家余隆在一次聊天时道出的具有专业精神的看法。他认为，作曲家的谱上标示是一切诠释的基础，一定要认真研究。不只是指挥家，聆听者（爱乐者）更当如此。当然，有些速度标示和弓法之间存在矛盾，可能导致演奏方面的困难；而好的指挥能在弓法上寻求变通，但不会改变节奏，因为“速度是音乐的灵魂”——余隆援引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名言。他列举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进行剖析，谈到卡拉扬，谈到康德拉申，也谈到切利，最终他认同的是穆拉文斯基；只有穆拉文斯基逾越了演奏技术上那些不可能的关隘，使音乐中的闪光点最大限度呈现出来。当我谈到切利大大提升了这部交响曲的境界时，余隆则认为，切利其实是把作品的主旨和质地都改变了，那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不具仿效性和可比性。
　　不用说，余隆最擅长的老柴第五是以穆拉文斯基的诠释理念为圭臬的。他把这样的诠释作为原典主义来尊崇，因为他不是卡拉扬，不是康德拉申，更不是切利。当指挥家做不到在精神层面提升作品的高度时，不如以对作曲家敬畏，用“本真”或“原典”的理念去尝试一个自己的“版本”。
　　我努力去琢磨余隆言语中的合理部分，因为我知道，稍不留神就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有许多爱乐者是喜欢对着总谱听音乐的，符合总谱的便成为“对”的，有悖总谱的，就自然为“错”的。当切利在解读舒伯特、舒曼、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勃拉姆斯、德彪西和普罗科菲耶夫的时候，他最具神采最富刺激性的段落，往往被指责为“篡改总谱”。我想切利并非如此“胆大妄为”，他只是在时值上做出了一点差异，在声部的衔接上做了瞬间的延宕，在力度分配上做了一丝游移。然而，这些小小的“手脚”竟然使音乐焕发出全新的魅力，阔度似乎逸出了边界，“深”变得“更深”，思想的空间不仅从容，而且浩荡。
　　一个低级层面的“对”与“错”，未必与音乐的内容有关。但传到耳朵里的声音，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倾听者的判断会变得十分简单——它是“音乐”，或者“不是音乐”，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比它是“对”的音乐还是“错”的音乐更重要。“不是音乐”的音乐，对其“对”与“错”，我们并不关心。■

谢谢转贴   已阅

疯狂“爱泡”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8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08年02月04日
□ 刘雪枫／文

我顿时爱上这白花花硬梆梆沉甸甸了，所谓“粗笨”恰好是人家引以为傲的“质感”

　　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让我最佩服或者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爱听音乐。不是去音乐厅和歌剧院听别人的演奏或演唱，更不是听自己的录音，而是通过听大量的唱片来享受音乐，同时无止境地寻求艺术的至高境界。
　　我不知道范竞马一直以来都用什么样的音响系统，就像我们虽为朋友，却从不过问私生活一样。但是有一年他从美国回来，随身不离一件白花花硬梆梆的东西，他说这叫“爱泡”，英文拼作“ipod”。此时我还没反应过来这“爱泡”为何意，只觉得这玩意儿长得又粗笨，拿在手里还沉甸甸的。早就听说竞马是个电脑迷，对计算机技术的精通程度在音乐家中很数得着。有一点我们比较相同，都对“苹果”的品质推崇备至，所以当他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ipod”即为“apple”时，我顿时爱上这白花花硬梆梆沉甸甸了，所谓“粗笨”恰好是人家引以为傲的“质感”。
　　我记不得当时范竞马给我看到的第一代“爱泡”是几个G了，反正我认为能够将贝多芬或布鲁克纳的全部交响曲经过压缩装进去就已经非常神奇了，因为正在风靡的韩日MP3容量还停留在只装几首歌的水平。
　　再见到另一个“爱泡”，是与中提琴家何荣的相遇。他当作宝贝向我隆重推荐，使我顿觉什么“随身听”、“WALKMAN”、“DISCMAN”都一下子落后了好几代，或者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从最重要的音质而言，经过“itune”软件的压缩，声音几乎毫无损伤，至少在我的耳朵听来如此。何荣爱“爱泡”，还因为它为他的授课提供了大方便，以前一上欣赏课就要抱一摞子唱片进教室，而现在只需一个小小的“爱泡”，几百首交响乐、室内乐、独奏曲都在了。说到这里，我想起2002年何荣给我看的“爱泡”是20个G的容量。
　　可惜我到北京所有的“苹果”店去打听，都还没有“爱泡”。至于“爱泡”到底是哪一年突然在内地出现的，我记忆模糊了，只知道我的第一个20G的“爱泡”是在广州买的，可能是2004年底吧。对于一个从不喜欢鼓捣小家电的人来说，每天把吃饭的时间都用来往“爱泡”里灌CD，竟然使我一夜之间成为itune软件使用专家。我的丰富的CD资源一下子成为惠及亲友的厚礼，不到一个月，我的姐姐、父亲、女儿，当然还有对我比较信服的好友，在铁的事实面前，都买进“爱泡”，然后把它扔给我。我则心甘情愿地放下手中无论多么迫在眉睫的工作，披星戴月地把我的藏品无私无价地奉送给他们，并鼓励传播。
　　我这期间的样子，倒是很像我的师兄阎步克，十几年前北大学者中率先迷上电脑的人之一。曾经视给别人攒机、装软件、排故障、杀毒为人生头等大事，再重要的学术活动，再高档的会议，再急催的文章，遇到有人喊他处理电脑，都能让路。当年我是真的不理解，可现在我做得有过之无不及。直到2007年国庆“黄金周”，我都把全部时间用来下载封面、输入CD、灌装“爱泡”。
　　某天上网看到有人在讨论“爱泡”，才知道在欧美，随着“爱泡”的普及程度如滚雪球般越发迅猛，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内容填充。以播放时间为单位收费，好像是每小时1.49美元。我大致计算了一下，填充一小时播放时间仅需五六分钟，如果算上下载并添加封面，十分钟应足够了。这就是说，我不考虑CD和电脑磨损的成本，工作一小时可以挣到将近10美元。
　　我把这个信息和朋友说了，有人说我终于找到了生财之道，岂不知如果为这般目的，我是断无可能每天废寝忘食奋战十几个小时去做这件事情，不单是一天挣100美元对我毫无吸引力，关键是我的“爱泡”迷狂便再无升级的动力。
　　我的“爱泡”经过黑色的U2签名版、20Gphoto、30Gphoto、80G普通，一直到现在正用的80G超薄合金，我从未迷恋一个物件到如此地步。当然我也继续听取朋友的意见，为“爱泡”不断配置附加产品。比如我虽然还不至于使用昂贵动辄超万元的森海赛尔专业耳机，但范竞马推荐的PX100确实在性价比上无话可说；我也极度艳羡过VERSACE、GUCCI、LV的真皮套子，但售价甚至要超过“爱泡”本身，于是我便会接受专卖店老板的推荐，弄一个样子仿造像模像样的国产无名氏替代。
　　在最后一次提及范竞马的时候，我还是要声明，我的疯狂程度仍然逊他许多。当他进入160G时代并矢志把所有歌剧都装进“爱泡”的时候，我正为是否能把80G的内容在我有生之年全部听上一遍而忧心忡忡。■

噢，天哪，这些文章

还有一篇<我决定听SACD了>以前贴过.

“郎朗钢琴节”与吉尼斯纪录  

刘雪枫  

    如果听之任之，郎朗过瘾、乐队抓狂之余，听众们也只好忘掉作曲家，干脆就把经历的一切都当做郎朗的“狂欢节”去“Enjoy”了

    即将掀起大幕的北京音乐节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记得在前年历史性地上演了纽伦堡国家歌剧院的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时，就有多位权威人士预言，当届音乐节所创造的高峰将不可逾越。事实是，去年果然波澜不惊，今年甚至只有一部郭文景的《李白》在撑歌剧的门面，而且很有可能倒了初识歌剧者的胃口。

    但是，早已沸沸扬扬的一件大事肯定要在本届音乐节发生了，那就是我们的“大熊猫”——郎朗，要与五个中外指挥家、四个中外乐团合作，倾心献演十部钢琴协奏曲。恕我孤陋寡闻，我认为这是一项吉尼斯纪录。

    我只听说在一个音乐节、一个音乐季或者一场音乐会演奏某一位作曲家的一套作品，而这次则不然。

    我每次去欧洲，只要有心，都能赶上他在柏林、慕尼黑、维也纳、萨尔茨堡、汉堡、莱比锡、巴黎等音乐大都市的演出，而且门票总是供不应求。但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没有福分享受到在一个月内欣赏郎朗演奏十部协奏曲的幸福。那是十部怎样的协奏曲？除了中国的《黄河》及莫扎特的C小调第24、降E大调双钢琴（虽然很中我意，但毕竟不是莫扎特最著名最经典的一首），其余七首应当名列所谓“十大名曲”之中。

    目前掌控国际乐坛的权力人物巴伦波伊姆、拉特尔和埃申巴赫，正好也是捧红郎朗的三位指挥家。本届音乐节最大的遗憾是拉特尔不能率柏林爱乐乐团前来，使得功德不够圆满。不过，巴伦波伊姆指挥柏林国家歌剧院乐团（两场开幕演出）、埃申巴赫指挥巴黎乐团（两场闭幕演出）、余隆和迪图瓦指挥中国爱乐乐团、诺特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堪称豪华奢侈阵容。

    他们如众星捧月围着郎朗转，足以将北京音乐节无可争议地变成“郎朗钢琴节”。媒体热切关注，众人翘首以待，乐坛为之惊哗，一向被格外重视的“十”这个数字终于可以载入史册。

    郎朗在我印象中是一位全能演奏家，所以，当今乐坛能够成就上述纪录的大师级人物非他莫属。但是我也认为，郎朗不会使他弹奏的任何一首作品成为演绎的经典，也许《黄河》是个例外，因为早有评论家们称他与余隆合作的《黄河》为有史以来最独一无二的版本。

    郎朗的技术特点从表面上看，大概适合贝多芬、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他把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和降E大调第五弹得神采飞扬，光华万丈，似流行音乐一样叫人甘之若饴；把勃拉姆斯D小调第一弹得生龙活虎，如脱缰的坦克横扫一切路障；把柴科夫斯基降B小调第一弹得欢天喜地，像乡村婚礼一般热闹粗俗——为此，恐怕我就要好好怪罪一下巴伦波伊姆和埃申巴赫了，他们岂能任由“潘多拉的盒子”开启呢？

    我把新奇寄托在普罗科菲耶夫C大调第三协奏曲上：一方面，指挥和乐团是我近年来格外推崇的乔纳丹诺特和班贝格交响乐团；另一方面，是李云迪刚刚和小泽征尔合作演出并录音。李云迪的技术及现场兴奋能力都比郎朗略逊，他赋予了这部“准现代”作品以阴柔与秀美，在诠释理念上有一点点突破。郎朗则可能把这一点点突破给彻底颠覆掉，他绝对不会放过炫技的机会；既然许多钢琴家对此曲望而却步，郎朗驾到，自然要“给点颜色看看”。

    我最担心的，是郎朗把肖邦的E小调第一和拉赫马尼诺夫的C小调第二给演闹了。这是两首内在世界及情绪表达一脉相承的作品，它们对演奏家的气质要求非常特殊，几乎没有一位所谓“全能”钢琴家能够把它们演奏得令人满意。余隆和迪图瓦都不是能控制得了郎朗的指挥（至少他们不会比颇具沙皇气度的俄罗斯指挥家格吉耶夫更有威势与说服力，后者与郎朗合作的拉赫马尼诺夫简直吵得不忍卒闻），如果听之任之，郎朗过瘾、乐队抓狂之余，听众们也只好忘掉作曲家，干脆就把所有经历的一切都当作郎朗的“狂欢节”去“Enjoy”了。

    不断有期刊媒体嘱我向读者推荐“最值得聆听的一场”。面对洋洋十部“饕餮大餐”，我突然食欲寡淡，无所适从。要么去经历一次历史事件，要么去享受一次钢琴的盛宴；前者需要全程参与，后者可以任选一场。然而，面对郎朗的莫扎特，仍需慎之又慎，他如果不把莫扎特弹“火”了，还会赋予莫扎特何种状貌呢？C小调第24协奏曲那华丽的感伤，那强颜欢笑的内在忧郁，那泪水拭干以后的无所畏惧，恐怕都不是郎朗所能够体会到或者把它稳重地表达出来的。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瓦格纳中国协会秘书长

    财经 2007年8月30日

在维也纳感受舒伯特的忧伤
□刘雪枫/文《财经》杂志/总194期

　　音乐史上最不幸的三个人都与维也纳有不解的干系。如果说莫扎特的悲哀令人沮丧，贝多芬的不幸叫人绝望，那么在我看来，舒伯特短暂的人生遭际就是最典型的夜空花火，虽然转瞬即逝，却光华耀眼，使人迷离。

　　舒伯特的音乐生活是当时流行的毕德麦耶风格，就是今天的典型“小资”。不过这种“小资”充满了知足的趣味，朋友之间的友情与交流的幸福甚至可以抵消生命短暂的厄运。音乐家与身世之关系联结之紧密，我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舒伯特相比。

　　寻访舒伯特的故地遗迹成为我每一次奥地利音乐之旅的主要内容，只可惜看到的还是复制物居多；它虽然影响了考古，却不妨碍我做感同身受的凭吊。当C大调弦乐五重奏、钢琴小品946、钢琴奏鸣曲664或960持续在耳际回响时，舒伯特在维也纳山水之间的流连忘返,都会以一种虚幻缥缈的梦境在我周围复活。在舒伯特的音乐中，那永远是老样子，节奏，色彩，被忧伤环绕，又那样自得其乐，心满意足。

　　舒伯特在维也纳的诞生故居位于努斯多尔菲大街54号。和贝多芬及海顿故居一样，这也是一个带有宁静天井的二层楼屋，当年共16户人家居住，每户一间厨房和一间大屋。因为舒伯特的父亲是学校的校长，所以占了两户，其中一户用来给学生上小学课程。1797年1月31日，舒伯特在有火炉灶墙取暖的厨房里出生。

　　纪念馆里的展室较多，珍贵藏品有舒伯特戴过的眼镜和使用过的吉他，还有他的画家朋友为他画的多幅素描肖像原件。最令人揪心的展品，是31岁即夭折的作曲家的“死亡证书”。我坐在音乐播放系统前，用耳机十分私密地接连听了《冬之旅》《罗莎蒙德》《鳟鱼五重奏》和《未完成交响曲》选段。梦一般的陶醉与心潮起伏的体验交织在一起，恐怕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感动的时刻。

　　舒伯特去世的故居在凯滕布吕肯小巷6号的三楼。这是他兄弟的房子，他在临终前几周来此做客时一病不起，直到1828年11月19日去世。舒伯特在这里创作了他最后的作品，其中包括歌曲《岩石上的牧羊人》。在第一次维也纳之旅最后一天的早晨，我一个人急匆匆赶到这里，虽然已经进到大楼里，却因未到开馆时间进不了房间。在身边上下楼邻居友善的目光问候中，也获得了一种心随所愿的满足感。在我的认识中，维也纳不仅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它更应当属于舒伯特。这个音乐之都因舒伯特而真实，而富于人性，而具体化。当我徜徉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在任何一间历史悠久的餐馆或咖啡馆里闲坐的时候，我都有与舒伯特随时相遇的感觉。舒伯特创作了将近1000首作品，它们的背景可以在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信步而至的地方。维也纳独特的气质孕育了舒伯特的才华与命运，他生于斯，长于斯，最后逝于斯。

　　离开维也纳城区，到近郊也可以轻易寻得舒伯特足迹所及之处。维也纳森林西南部的默德灵，有一条小路通往欣特布吕尔。那里靠近格罗特地下湖，山峦起伏，溪水潺潺，是郊游登山的好去处。一个叫“荷尔德里希斯缪勒”的旅店就在一条小溪旁边，它在舒伯特时代是一个磨坊餐馆。舒伯特非常喜欢来这里，坐在磨坊前的菩提树下写下了他的不朽歌曲《菩提树》。据说联篇歌曲《美丽的磨坊女》的音乐灵感和歌曲意境也来源于此间的感受。现在磨坊已经被很现代化的大型建筑所取代，“荷尔德里希缪勒”已经是四星级酒店，不过在一层大堂还是摆放着舒伯特的塑像和文物仿制品展柜。酒店窗外的菩提树下是舒伯特真人大小的彩塑，旁边是磨坊的水车和吊水桶，一群可爱的孩子被老师领来嬉戏。

　　去年深秋时节我重访奥地利，原打算只在维也纳停留一天，但第二天金色大厅有一场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音乐会，它拖住了我原本坚定的脚步。三大当红明星演唱的曲目大多是歌德作词，有独唱、二重唱和三重唱，包括《竖琴手》《迷娘》《迷娘与竖琴手》《图勒的国王》《纺车旁的格丽卿》《〈浮士德〉场景》《光与爱》等。身体畸形甚至残缺的低男中音托马斯夸斯特霍夫是当晚的主角，他乐观优雅，挥洒自如，不仅歌声迷人，还掌控了全场轻松活泼的气氛；德国女高音罗什曼有美妙的歌喉加精湛的颤音技巧，她的舒伯特委婉细腻，感人至深；英国男高音波斯特里奇声未发意先到，他略带神经质的比较怪异的嗓音常常有非常传神的效果，似乎舒伯特的歌曲一旦被男高音唱出来就应该是这种样子。■

传统文人评古典而已，有点落伍。

原帖由 gan 于 2009-6-30 10:12:00 发表 贴几篇他在<财经>杂志上的文章,砍柴兄请看:？

谢谢你。
非音乐杂志的音乐文章，编辑会让你写得休闲一些，更加大众一些。这出于杂志编辑需要事不可厚非的。
有汽车杂志要我写，开始写一些，后来不想写了。最近又再约稿，还是推掉了。所以我大略知道非专业杂志的要求。
至于刘的其他，我还不太了解，不好多说。
谢谢你的转载。

原帖由 dreew456 于 2009-6-29 22:03:00 发表 以我之见，刘雪枫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社会给他的，或者他尽力要表现的他是一个专业音乐评论家。 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如果把一个音乐爱好者看成一个音乐评论的专家，那我们是可笑的。如果他要用音乐评论家的外衣伪装他其实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的实质，那他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平时朋友做下来聊聊天，吹吹牛还可以；如果非要一本正经地指点江山，还要出书立传，那就不厚道了。

音乐爱好者和专家是两个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概念。甚至，两个概念之间是有连接点的。
我见过很多音乐教授和学者，我在大学时候就经常跟音乐教师来往，还想选修对位法或者音乐学什么的，后来因为没有这类选修课才做罢。
“专家”除了一些技术问题，其他方面未必比“爱好者”高明。有些专家甚至连爱好者都不是，这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感觉还是不能简单看待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