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难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围，几盏汽灯在风中摇曳。台下两堆火，看戏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烟熏火燎，后心被山风吹得冰凉。1970年代的山西，白天只能唱样板戏，老百姓不爱听。土剧团要吃饭，只能钻到山沟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戏听，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颗明珠土内藏，千年未曾放豪光，我是南朝一员将，大破幽州落番邦。”《乾坤带》里杨八郎的唱腔让王西麟悲从中来。他钻出人群，裹紧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铿锵的锣歌被风吹得走了样，鬼火一样的汽灯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台上的悲欢离合让台下看得发痴。
“陈子昂就是这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关汉卿大概也这样吧。”那一刻，王西麟觉得一千年的悲怆都在自己身上。转眼已是下放山西的第十个年头，自己刚过而立之年，牙已经掉了一颗，希望尚不知在几千几万里以外的地方。
1962年，王西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到岗即失望，乐团以伴奏和为广播节目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1964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创作员终于没忍住，自以为有理有据地批评中央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28岁的王西麟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阴暗心理”：看到红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没有钢琴，没人识五线谱，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风琴，无非《十二把镰刀》、《大海航行靠舵手》。
王西麟实心实意要把每个人当作好人，给他们讲课、打饭、打洗脚水、扫地、扫厕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许的土礼堂横梁挂幕，争当“五好”队员……白天干苦活赎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复调习题。“业务千万不能丢。”王西麟告诉自己。
批评交响乐“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时认真学起民间音乐，用以歌颂“三面红旗”和当地先进。《藏寨大合唱》共七个乐章，有前奏、有尾声，配器讲究，旋律雄浑，在当地传唱一时，它的作者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
住院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一队人马冲到医院，戴高帽、挂黑牌、大会小会、文斗武斗，折腾半年，大串联开始，王西麟被革命群众暂时遗忘。他趁乱坐火车跑到太原，土黄色的大街小巷满是国家副主席被极度丑化的长脸漫画。
省歌舞团的革命群众发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大个子，会拉手风琴，能指挥，会作曲，在派系争斗中为本派说话，拉他入了伙。王西麟风光了好一阵，他甚至调出了自己的档案。1955年“肃反”的结论写道：王西麟同志1949年9月参加我军，工作积极肯干，对他的父亲的历史并不清楚，是逐渐了解，逐渐交代的……
档案在手，隐瞒成分的说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着这份法宝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时开始了，王西麟又被卷回大同。
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文工团，大字报再一次铺天盖地：王西麟写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把劳动人民愉快的劳动写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让我对着空虚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年10月28日，夜里11点左右，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王西麟出来！
王西麟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刚走到门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毛巾塞进嘴里，麻绳反绑双手。三五个人推搡着王西麟走进一个房间。“脱裤子，脸贴墙站好！”一声大喝，审讯开始：王西麟！最近团里丢了一个箱子，里头有你的档案，是不是你偷的？
王西麟反而不怕了：偷箱子纯属子虚乌有。对方使出杀手锏：“为什么你听《东方红》、看见毛主席像和红色就害怕？”王西麟百口莫辩，只能挨打，两个小时后，下肢皮开肉绽。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从北京带来的四个喇叭的收音机60块钱卖给一个罪状略轻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结实的一双破皮靴，准备伺机而逃。逃到哪里去？十几岁当兵归了组织，一想到要当盲流，王西麟心惊肉跳。
从1968年底到1969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坏右”们胸前挂着黑牌，一根绳子牵着，从一村跋涉到另一村。天还没亮，大地一片肃杀，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列蝼蚁一样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徐行。每到一处，先关进一间小屋，在满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批斗时的经典站姿是“喷气式”。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后面人踢膝盖窝，坏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
没过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一个人精神失常。王西麟的门牙被打掉，左耳丧失了30%的高频听力。
长治方舟：千重万重的门
1970年底，命运的手翻云覆雨，晋东南地区的司令员要跟着大形势搞样板戏。但晋东南歌舞团没一个人会看谱，有人点拨：大同有个能人……司令员手一挥：这个人我们要了！
临近年关，雁北文工团去平陆县办学习班的卡车即将出发，连人带行李已经装车完毕。突然有人面无表情地在车下喊：王西麟！下车！
王西麟的调令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他被压在一层层的岩石底下，不知道怎样才能透一口气，有人却一句话就把千重万重的门打开。从大同到长治，要坐一天火车、一天汽车。到站时，王西麟蹲在路边失声痛哭。
王西麟成了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乐队指挥。经他一阵点拨，过去发不出声音的乐队很快就吹出响亮的曲子。灰头土脸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1970年前后，一批有音乐才能的“破落子弟飘零户”汇集到长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侄孙，阎锡山大老婆的外孙，各地乐团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五线谱看得很溜的知青……王西麟是他们的头。
排练小型歌舞演出，排练样板戏，创作若干后来看是“说假话的音乐”，王西麟忙得不亦乐乎。他又能搞业务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样板戏，甚至有权把会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后代调进歌舞团。
丁玲也在长治，崇拜者去看她，带回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旧唱片。王西麟已经是“自由民”了，丁玲还是反党分子。听着原本属于丁玲的“贝九”，王西麟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很快，团里一位上海姑娘对王西麟表示出明显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谈婚论嫁，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来通风报信：王老师，她和别人往大街上去了。王西麟急了，找姑娘谈话，“一说，她马上就过来了。”
这时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聂中民介绍王西麟认识了李德伦。李德伦读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创作的《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有意把他调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团去。
1972年到1977年，王西麟的档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艺团体转了好几圈，没人愿意接收一个“内专分子”。
王西麟彻底绝望：“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不让我搞交响乐就算了，我就在长治当中学教师好了。”
在心如死灰的38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后，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自己已经是舞蹈队的小头目，丈夫在团里也受尊重，何必折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人独坐，背着庄子的《逍遥游》，王西麟经常流下又咸又凉的眼泪。
“文革”结束：叫不醒的人
1978年，中央乐团指挥韩中杰挖掘新人新作，选中了王西麟1963年创作的《云南音诗》。那年夏天，王西麟终于在中央乐团的新作品音乐会上听到《云南音诗》的第一个音符。掌声像除夕夜的爆竹，清脆热烈，持续不断。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音乐界。
3个月后，《云南音诗》被安排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作为“国庆音乐会”的曲目正式公演——3年后，全国首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云南音诗》得了一等奖；半年之后拿到500元奖金，20年来王西麟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1978年冬天，李德伦牵线，王西麟调到北京歌舞团，身上的黄棉袄还是1956年上军乐学校时部队发的。
多少个夜晚，王西麟梦到自己跋山涉水，上天入地，却怎么也回不到北京。心惊肉跳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睡在北京的一栋筒子楼里，才长舒一口气。北京是回来了，可14年青春一去不复返。14年，别人可以做多少事情？
1981年，王西麟参加黄健中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一叶小舟》的拍摄。全剧组都知道：“王作曲”睡觉大喊大叫，跟人辩论，有人物，有情节，有高潮。他们不叫醒他，在他床头围了一圈，看他叫喊，长久作为笑谈。
从1980年代起，中央乐团的前键盘手梁和平就是王西麟为数不多的莫逆之一。1990年代，有了家用DV，梁和平开始有意识地记录长他18岁的老友。
“文革”甫一结束，各种新鲜理论扑面而来，王西麟发现很多东西自己都不会。世界交响乐早已翻过古典音乐那一篇，而自己仅有的一点现代音乐知识还是工作后在资料室里听到的马尔蒂努《第六交响曲》、阿什卡伊《弦乐和定音鼓的交响乐》。
梁和平记得，自己当年迷即兴演奏，整个乐团的人都说他弹的是噪音，偶尔来团客串作曲的王西麟却对他的录音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2岁那年，王西麟开始自学现代作曲技巧，学勋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创作于1982年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乐章《残碑》里，12音体系已经运用自如：乐队铺垫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呜咽吹出的哭坟调子，似乎随时都会被冰冷的空气冻住，被凛冽的山风吹散。这段音乐的灵感来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长治最偏僻的乡下，看梆子老戏的经历。
学习、创作外，女儿是惟一的寄托。为了学钢琴，女儿无数次挨爸爸的狠揍，早已不睦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妻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得有滋有味，丈夫认为舞蹈终归是碗青春饭，应该及早转行，她响应不热烈，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在梁和平的影像里，十次有八次王西麟都语无伦次。“他特别敏感，别人眼神言语中一丁点不信任都会被他捕捉到。他极力想把话说明白，嗓门越升越高，话越说越急，越说越乱。”梁和平回忆。那是王西麟的典型症候：情绪极易亢奋、焦躁，与人稍有龃龉，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辩的挨整时代。
中年苦涩：疯子的歌
王西麟品味中年苦涩的时候，年轻的第五代作曲家已经开起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谁拉到钱谁就能开。”每一场音乐会对王西麟都是不小的刺激。
王西麟把年轻人的乐谱拿来学习，羡慕，可也不满足：年轻人会很多新技术，但其中也有不少“小杂耍”。“我铆足了劲，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说出来！”王西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5年，北京交响乐团从北京歌舞团独立，需要开门作品。王西麟主动请缨，不被理会。离演出只有一个月，原定作品流产，王西麟临时救场，写出交响诗《动》和《吟》。
《动》是快板，《吟》是慢板。《吟》的灵感来自大同云岗石窟。1960年代下放雁北文工团，王西麟看过那些佛像，不过他看到的不是极乐大同，而是大佛高高耸立，小佛不及人的手掌大，围成一圈，佝偻着背，抬起莲花宝座。“这就是人间社会：大官、小官、大佛、小佛、等级森严，我就是被莲花宝座压在底下的那个……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庙堂。”王西麟对自己说。
哄哄的铜管表现出庙堂的阴森，原本低沉的木鱼变奏成神经质的高音。善男信女进庙烧香，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顷刻之间，管弦齐奏，那是黑夜中鬼魂造反的喧嚣。
王西麟想写一首疯子的无调歌，这样的意图自然无法直接表达，于是叫《吟》。在当年的新作品评奖中，有人听出它是“伤痕音乐”，不能参评。
《太行山印象》、《动》和《吟》小试牛刀，王西麟憋着劲，要写一部更大的作品。最初的动机出现在1968年，王西麟被人押着，挨村游斗，心里想的却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跋涉的十二月党人。
要为苦刑犯写一部大悲剧！多年以来，这个念头在王西麟的脑海里时隐时现，直到1986-1988年，他辗转获得几件法宝：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为了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献给广岛殉难者》和《第一交响曲》、约翰·亚当斯的管弦乐作品《和声学》。
1989年夏天，王西麟闷在福州一家溽热的小客栈，潜心研究《为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这个只有8分26秒的作品尝试用传统乐队表现电子乐队的效果，12把小提琴发出极高的声音，与中提、大提低沉的轰鸣形成强烈反差，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潘德列斯基之前，没人听过这样的音乐。
现代作曲的记谱方法完全变了，五线谱被或粗或细的黑杠取代，黑三角朝上朝下；每个记谱符号的含义、乐谱中或长或短的理论提示，王西麟都要找字典来查，弄通文法，分析乐理。他把研究心得写成论文，多年以后拿给潘德列斯基看。潘氏发现：这位中国同行的分析跟自己的乐思高度吻合。
正式开始创作，王西麟的脑海里整日翻腾各种声音、画面、事件：
1975年，在晋东南歌舞团的公用电视里看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除出境；1987年读到《古拉格群岛》；肖斯塔科维奇用《第十三交响曲》再现俄国妇女在冰天雪地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买菜；闻一多在《静夜》中发出的呐喊：“静夜！我不能受你的贿赂。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四幕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里，疯子跟沙皇的对骂；扬州八怪笔下的疯汉，一身烂絮，首如飞蓬，唯独双眼雪亮；罗丹的雕塑《老娼妇》展出，她乳房干扁，满脸皱纹。
所有这一切，都被王西麟凝固在《第三交响曲》里。
1991年，王西麟自筹资金开了第一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第三交响曲》首演。第三乐章《慢板》，王西麟用乐队和低音长笛配合，成功地表达了他多年的人生体验：寒夜好像被冰冻住了。
音乐会后不久，王西麟离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