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了解的太少了,译文社出奥登文集这几卷真是巨大的功德,我们几个随便在这聊聊真是不够的,奥登给汉语诗歌带来什么东西,这是很大的题目,值得好好去研究。
奥登是牛津的高材生,刚才王家新和蓝蓝都讲了他的广博,他出身名门,在他开始写歌的时候,像叶芝、哈代都还在世、艾略特如日中天的时候,拉金、休斯这些诗人还没有起来,是他后一辈诗人。奥登能够领一代诗风,并不是他跟随了艾略特的潮流和风向,恰恰相反,他没有跟随,而是重新回到传统里去,甚至回到拜伦、蒲柏等英国传统的文学大师,重新向他们致敬,去学习。他的诗体非常广博,他乐意尝试各种诗体,这也是他向传统致敬的方式。当然他本人也是一个享受主义者,他认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必须要尝尽各种诗体,他的个人生活也非常有魅力。包括他的爱情生活都可以成为话题。
我看到一个资料,他对他的同性恋身份是有焦虑的,所以他曾经尝试异性恋,到了晚年的时候曾经向阿伦特求婚,阿伦特没有答应,因为她觉得这是一种情感上的怜悯,但是她确实对奥登非常关心,因为她发现奥登这个人的生活实在没有任何章法,非常不会照顾自己,她曾经拉着奥登去买了奥登的第二套制服。但是奥登这个人虽然生活上很懒惰,但是工作上非常有章法。他几点起床,几点读什么书,做什么事情,真的是雷打不动。
很可惜,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竟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曾经被提名,而且差一点,好像是65年那一届,他跟萨特、肖洛霍夫,同时进入最后的争夺,但是那一届好像给了萨特,萨特拒绝了,后来就没有进入。他73年9月8号去世,那个时候我刚刚出生一个月。
王家新:我们中国对奥登的关注,都是他的左派,弗洛伊德等等,前不久媒体采访也问过我,很关心奥登是不是左派。我说即使他是个左派,跟今天的左也非常不一样。奥登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诗人,他写诗一开始就试图把对个世界的理解包含在其中,他有可能借助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弗洛伊德对这个社会,对人性的理解,他有可能是借助了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他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他可能借助了这些东西,他的一生还是在探索。
我们看他在中国期间写了一批诗,非常了不起,20多首,有一句,他被他的狮子和他的将军所抛弃,这一句非常了不起,谁可能这样写,唯有奥登,被他的狮子和他的将军所抛弃。当时在武汉记者招待会,奥登读他的诗,一个现场中国翻译不敢翻,把它翻译成穷人和富人联合起来抗战,据说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奥登来中国战场,他并不是要来宣传抗战,他根本不屑于这些具体的政治目的,他也拒绝把诗歌当做政治工具。诗歌有政治性,但是又必须超越政治性,而且要从一个诗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而不是某种单一的政治眼光。
那个时候一些中国诗人受他的影响,包括40年代的穆旦,学得比较好,学到家了。第一从奥登那里学到一种借助热情,诗歌要借助现实、时代。同时诗歌要超越,保持一种很独立的品格,诗学品格。穆旦他们当年学奥登还的还是比较到位,这对中国是一个贡献。在穆旦之前没有那么多诗歌,要么是浪漫主义的,自我抒情,撑个油纸伞,但40年代出现穆旦这样一批诗人,中国的诗歌获得一种现代性的品质,既要跟现代讲话,借助现实经验,同时保持诗歌本身独立的品格。既超然,又介入,既介入又超然,又独立,这样一种品质,跟奥登是有关系的。
刚才这两位诗人都谈到奥登后来的转向,我觉得用转向这个词要打个引号,并不是真正转向,奥登始终是奥登。比如他到美国之后,一年之后他写了《1939年9月1日》,是在美国写的,并不是在英国写的,他依然还贯穿着早期那种对时代的关注。
但是奥登他有一点,他避免他自己成为一个焦点,在英国他太红了,太把他作为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他有点怕这个东西,怕被焦点,怕当代表人物,他更多追求的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还有个人的信仰之路。我是能够理解他到美国,他到美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他后来重新归依基督教,我也可以理解,奥登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就算他会玩,但是他不是娱乐主义者,他是纯技巧主义者,他是技巧大师,但他说过技巧的乐趣是必要的,但是你该说出点什么。这是他一句有名的话。应该关注技巧、技艺,但是你必须说出什么。他有两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两个方面互为一体,不可割裂,现在我们经常对于奥登的读解把他割裂开来。
还有他的信仰问题也很重要。奥登我觉得他比艾略特复杂,艾略特相对单纯,艾略特从美国一直到英国人生问题基本解决,信仰问题基本解决,不再有什么变化。但是可以说奥登身上更多的彷徨,更多的分裂,但他最终达到一种统一。包括他的同性恋也很复杂。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很难体会奥登的情感感觉在社会中,但是很重要。比如性取向,他起码比艾略特更复杂,更多的矛盾、分裂,更多的取向,但他最终还是达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