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采访薛伟：
很多演奏家都非常熟悉瓜奈利这个名字。最近，瓜奈利制作的一把世界最顶级小提琴，被国际著名小提琴家薛伟买入，并让这把名琴首次来到了中国。这把世纪名琴将于9月30日在“王者归来•薛伟专场演奏会”亮相星海音乐厅，与广大乐迷见面。
昨日，薛伟现身广州举行媒体见面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侃侃而谈。他表示，得到这把瓜奈利名琴，自己纯粹的艺术人生开始了。关于艺术家的自我修养，他强调哲学的重要性，“真正学习古典音乐的人，最后一定会走到哲学的高度。”对于一些演奏家的浮夸，他直接戏谑，“他们是在靠荷尔蒙演奏。”
瓜奈利名琴——我的艺术生活将会因为它而改变
广州日报：瓜奈利名琴存世量在150把左右，经确认的有47把。能否谈谈你和这把名琴的缘分？
薛伟：去年11月去英国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说起这件事情，他们很热心，3天之内帮我找了4把瓜奈利，当时我没有真正想买，但一看到这个乐器，我的心里就知道我的艺术生活将会因为它而改变，所以我就很勇敢地说我要买。
广州日报：据说，此前有人购买的瓜奈利琴用了约1.6亿元人民币，你的这把用了多少钱？
薛伟：这个就不透露了，我卖了好多房子。购买当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钱不够，不像买房子可以贷款，买这把琴需要三个月内付清。为了不让琴被别人买走，我也经过了一番努力和耐心等待。
广州日报：这把琴制作于1739年，据说是瓜奈利鼎盛时期的杰作。能否说说这把琴的好？
薛伟：比如琴弓，不同的弓子出来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一把特别好的法国弓子，大概要350万至400万人民币。我以前用的弓子，也就3000英镑。遇到好的弓子，就像长了新的翅膀。
广州日报：名家陪名琴。之前使用这把琴的名家是谁？
薛伟：我之前的演奏家，是20世纪最出名的演奏家格鲁米欧，他的大部分唱片都是用此琴录制的。不过，名家对琴的价值没有太多影响。
广州日报：这把琴对你的意义何在？
薛伟：一个油画家手里如果只有三种颜色，尽管他有丰富的想象力，也不能调配出太多的变化。乐器对音乐家而言也是如此。有了瓜奈利的琴，我就能够驰骋于赤橙黄绿青蓝紫。即使是天边的色泽，只要我有想象力，我都可以表现出来。
广州日报：和这把琴有没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薛伟：这把琴，我一拿到它就知道它好得不得了。拿了半年，基本上还未完全理解它。斯特拉底瓦里的小提琴也很好，它的基本特性是甜美，比较好把握。瓜奈利则非常丰富，难以把握。对于一个没有太多想象力的人来讲，几天就磨合好了，因为对他来讲，世界就这么大。
但是你有多丰富，乐器就能反馈你多丰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了解这个乐器了，但是当我试图摆脱以前的经验，对这把琴再进行挖掘的时候，我觉得总有一些可以挖掘，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好的乐器，一方面给你增加麻烦，因为他的可能性多，但从另一方面他又释放了你。
8年归来—— 音乐表现上，敢于软弱也是一种勇气
广州日报：据说你在音乐会上会演奏《梁祝》？
薛伟：我的《梁祝》和别人不一样。就好像台词是一样的，不同的演员讲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了这把琴，演奏《梁祝》有了最大的变化，当然以前也有，但有时候乐器不争气。以前我一直想在某些片刻，用声音让时间停止，不是物理时间上的，而是让情感上的时间凝结在某一瞬间。有一段音乐很轻，祝英台投坟后化蝶信号出现时，我想让时间静止，以前难以做到，现在可以做到。
其次在创造新色彩的勇气上，尤其是在轻的部分的处理，有时候只能意会，轻声只是夹杂在空气中，现在轻可以做到极致，让情感的线条不断，而且跨度可以非常大。
这个作品中，我还注重使用传统的审美的概念，经常用意境来替代声音，我不是把什么都演奏得很清楚，声音有时候很微弱，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在音乐表现上，敢于软弱也是一种勇气。
广州日报：另外一个作品据说是你特别喜欢的，为什么？
薛伟：是的，是大家听得比较少的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这是一个浪漫的19世纪的作品，曲调浪漫，非常炫技，另外，它有一种崇高的个性，这样的作品你只要能感同身受，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就能开启另外一个新世界。
这个作品我能听的版本，只有海菲兹的。很多人都演奏得很卑微，这样的作品具有高尚的品质，人的品质在特定的作品中是能体现出来的。一个人演奏时，是否心中有海，一听就知道，有的人，他的世界只有浴盆那么大，自然不能表现这样的作品。就像有些作品，听完就升华了，有些作品，听完很美，过后就过了，这是很不一样的。
音乐与哲学——好的音乐一定有其深刻性
广州日报：一个成功的演奏家，需要哪些素质？
薛伟：演奏家一辈子都在演奏经典，重复越多越没有热情，审美也会产生惯性。如果在模仿中彻底臣服，就很难超越前人了。要接地气地运用各种认知到实践上，这需要勤奋的思考，做哲学上的考量，还需要掌握音乐的指向性，比如同样的do、re、mi、fa，一旦音色变了，音调变了，它的思想也就变了。搞懂了音符的指向性，才能把理性和感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广州日报：那么，音乐和哲学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薛伟：好的音乐都有哲学性。贝多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和其音乐的深刻性息息相关。我从哲学的学习里面是有很多体会的，比如贝多芬的音乐，在一些鸟语花香的美好的旋律下面，比如低音部有一些并不和谐的声音，其实都是在告诉你祸福相依，但这又不是简单的辨证关系，好的音乐是深谙世界的，很多突如其来的东西，很多时候又没有逻辑关系，音乐告诉你，那只是人生的一个侧面。
贝多芬是一个“战士”，他的音乐里面也告诉你，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广州日报：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薛伟：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从头到尾都是消极的感叹的调子，但是随着次数的叠加，你会发现小提琴的后边有一种力量，从一个很低的大管的黑暗的单音开始，随着它的提升，再加进来别的乐器，乐器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强，最后那种力量已经是光彩夺目，而小提琴依然在卑微地叹息。他告诉你：命运是难以抗拒的力量，从自身中看到了整个世界。
贝多芬早期作品中有炽热的拥抱幸福的勇气，但中期、晚期作品中光鲜的部分就拆散了，幸福的旋律放在了最低的部分。他远远地观望幸福，他用很多的手法展示给我们。从这个角度读懂他们的作品，对我们的心灵有很大震撼。
关于行业——有些音乐家完全是靠荷尔蒙演奏
广州日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薛伟：会做一系列的唱片。不会向观众传达什么理念。希望音乐在现实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的音乐教育还有太多的提升的空间。
另外，我在美国、英国的音乐会也即将展开，但不会操之过急。重上舞台，欲望很强，愿意演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生活的开始，为了喜爱和热爱。
广州日报：再上舞台演奏，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薛伟：艺术家上台表演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上台的成熟。我这种情形在国外很普遍的，比如米尔斯坦，成名之后就去读哲学或其他的学科了。现在很多艺术家的生活其实非常功利，忙着挣钱挣名利。
很多音乐人表情很生动，明明没有文化，但看起来很有文化，说起来假模假样，拽词儿不得了。多数人还是靠荷尔蒙分泌的浓度来展现作品的热度，但和思想的深度毫不相关，靠荷尔蒙来演奏。
广州日报：很多演奏家的身体语言很丰富，对此人们理解不一。
薛伟：演奏家基本靠身体语言。传统的俄罗斯派提倡肢体动作的，我以前很少用的。现在功利性强了，很多人的身体动作很多，这要看是什么形式的动作，有的是自然的，我们崇尚自然，身体动作有一定的指向性，帮助观众理解。但是很多的演奏动作和作品的实际内容无关，这就是虚假，一个内心不强大的人，才需要依靠这些，这样的功利性很强。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素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