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大钢琴王子 [复制链接]

朗朗应该更加有前途
他出的唱片大多协奏曲 而且乐团、指挥都是不错的人选

那李云迪不行吗？？？

从哪方面来说，李都不如朗。

唔使多讲,梗系郎朗啦!细细年纪,就经已同咁多大师合作,真系赶上了好时候,一颗灿烂的令人羡慕的幸运星!当然最重要的系他的琴艺了得.再看看DGG奉送的DVD当中,郎朗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大家风范,认真系少年得志,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啊!郎朗的新碟大家都应该人手一张,为艺术,更为这位中国人的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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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　
  
　　在1999年8月的拉文尼亚音乐节上，郎朗紧急代替身体不适的安德列·瓦茨登台，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从此，郎朗就带着他那无以伦比的惊喜和赞誉跨进了国际音乐界。《芝加哥论坛报》称他为多年来最了不起的，最另人兴奋的键盘天才。这位年仅19岁的迷人的钢琴家已经与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交响乐团合作过，显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成熟和深度。2001年4月，郎朗与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和尤里·特米尔卡诺夫合作在卡内基音乐厅进行了首演，一票难求。之后，《纽约时报》评论说："他太棒了！"2001年8月，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逍遥音乐会上举行了他的伦敦首演，在特米尔卡诺夫指挥下，与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协奏曲。伦敦的《时报》评论说?quot;郎朗以风暴席卷了座无虚席艾尔伯特大厅……这能载入史册了。"
　　在2001/2002音乐季中，郎朗与纽约爱乐乐团和芝加哥交响乐团首演。他与克里斯托弗·埃申巴赫指挥的汉堡北德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在欧洲巡演，与特米尔卡诺夫指挥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在亚洲巡演。2001年12月他与沃尔夫冈·萨瓦利施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在音乐学院举办了最后的固定音乐会。在这个音乐季里还包括：与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交响乐团的合约，与艾申巴赫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和夏尔·迪图瓦指挥的日本NHK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以及在华盛顿特区肯尼迪中心和伦敦威格默音乐厅和巴黎罗浮宫的独奏会首演。
　　去年6月，郎朗与费城管弦乐团和萨瓦利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给八千名观众演出。上一个音乐季，他与旧金山、圣·路易斯、丹麦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和哈雷管弦乐团进行了合作。他还在芝加哥交响乐大厅、洛杉矶、慕尼黑、圣彼得堡、温哥华和苏黎世市政厅举办了独奏会。
　　郎朗还与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好莱坞碗型剧场）及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分别作为它们各自的夏季音乐节的一部分，他还在威比埃尔、阿斯本和万宝路音乐节上演奏。过去的亚洲音乐会包括：与香港管弦乐团、日本仙台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以及莫斯科爱乐乐团，他与该乐团录制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在日本NHK电视台播出。1996年9月，郎朗应邀在中国交响乐团的开幕音乐会上演奏，江泽民主席作为贵宾观看了演出。他还在如下亚洲城市举办了独奏会：北京、上海、沈阳、广州、西安、大阪、东京和新加坡。1996年，13岁的郎朗在纽约施坦威音乐厅和北京音乐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演奏了肖邦的24首练习曲。
　　郎朗出生在中国沈阳，3岁时师从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教授开始学习钢琴。9岁时进入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于赵屏国教授。1997年，他又以各项的优异成绩，被享有盛名的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录取，师从于院长加里·格拉夫曼。
　　郎朗从5岁起就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在他获得了深圳钢琴比赛第一名后，举行了第一场公开演奏会。他还获得了第五届北京星海杯钢琴比赛第一名，德国第四届国际青年钢琴家比赛的第一名和杰出艺术演奏奖，以及1995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第一名。
　　郎朗的唱片由泰拉克唱片公司独家录制。第一张唱片是在坦戈伍德小泽征尔音乐厅录制的现场独奏会。第二张专辑于2002年春季发行，是在伦敦皇家艾尔伯特大厅的逍遥音乐会上现场录制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


BTW：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张我有，斯威坦琴演奏，除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外还录有“浏阳河”等小品。

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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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02/17 11:32   新浪文化

　　作者：刘元举

　　开篇语：此文系我在长篇《爸爸的心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一书的基础上，重新为《沈阳晚报》撰写的纪实文字，除了郎朗以往的经历之外，又加入最新的内容。在辞旧迎新之时，我得知郎朗将在元旦回到故乡，在辽宁的新年音乐会上再度亮相。我相信他会在这次演出中把在世界各地的辉煌带回来，也预祝他在家乡这片富有灵性的土地上获  
取更多的才华去再度辉耀世界！

　　——本文作者

　　一、北京国际音乐节与二十岁的钢琴天才二、进入2002年的秋天，北京许多媒体都在为第五届国际音乐节而发烧发烫着。据权威媒体披露，本届国际音乐节与以往的音乐节有所不同，以往的主要视点凝聚在西方的著名大师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靠那些外国的大腕人物支撑门面，以吊起中国听众的胃口。然而，这一次却不同。这一次，拥有了我们自己的世界级明星。其中有享有盛名的小提琴家薛伟；有被斯特恩发现的著名的大提琴“神童”王健；还有在前年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一举夺魁的钢琴天才李云迪。他曾被媒体称作摘取了“音乐的诺贝尔奖”。肖邦大赛已经连续几届没有产生出第一名了，而李云迪的脱颖而出，弥补了十五年的空缺。他也为华夏大地带来了眩目的光环。那一年，李云迪只有十八岁。

　　十八岁的李云迪有着一头肖邦式的波浪发型，在他沉浸于肖邦世界的时候，他的发型与他的触键一同浸入敏感而忧郁的诗的意境。两年后的李云迪将在本次音乐节的闭幕式上，演奏肖邦的《大波罗乃兹舞曲》。二十岁的钢琴才子又会以怎样的风彩登台呢？

　　这些中国明星的出台无疑给首都舞台带来一片璀灿，但是，还有更加耀眼的人物将要出现。他就是刚刚在美国获得伯恩斯坦杰出艺术家大奖的郎朗！

　　郎朗是目前在美国最走红的钢琴家。如果说李云迪的殊荣惊动了西方音乐界的话，那么与李云迪同龄的郎朗的成功，更让西方音乐界对中国钢琴家充满敬意。他们是同龄人，今年都是二十岁。

　　郎朗与李云迪从来不曾同台演出过，他们之间的异同成了国内媒体关注的热点。许多记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俩人谁更杰出？在去年的六月一日，郎朗与萨瓦利什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郎朗与大师萨瓦利什就同时面对过京城记者这样的诘问。

　　郎朗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李云迪能够获得肖邦大奖我为他高兴，并向他表示祝贺！而萨瓦利什大师则未对李云迪说什么，他只是强调说，此番到中国来，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国观众推出一位钢琴天才郎朗！

　　其实，郎朗与李云迪成功的道路有所不同，他们也很难进行简单的类比。郎朗没有去参加国际有影响的钢琴大赛，而是在美国走出了一条职业演奏家的道路。应该说他们两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演奏风格也不相同。那么，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此番郎朗将与李云迪都将参加北京的国际音乐节。两位二十岁的钢琴天才同样要在这次音乐节上展示自己的风彩，从而使得本次音乐节更增加了亮点。

　　郎朗这次回国演出，不仅有他自己的精湛的钢琴演技，而且，他还将与当今世界顶尖级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顶尖级的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合作演奏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强强联袂，这足以说明郎朗在当今世界钢琴界的地位！

　　对于中国的音乐爱好者来说，洛林·马泽尔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曾指挥了150多个交响乐团和5000多场歌剧和音乐会，他还定期出现在世界著名的歌剧院和音乐厅。他曾经担任过柏林德国剧院艺术总监、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和克里弗兰管弦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今年9月他刚刚接任了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10月16日保利剧院的演出，是他接任纽约爱乐之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关于纽约爱乐乐团也有必要罗索两句：

　　纽约爱乐乐团是美国成立最早的交响乐团，也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交响乐团之一。乐团自1842年成立以来，在美国的音乐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截止到1999年2月18日，乐团已经举办了13000场音乐会，这是世界任何交响乐团都没有达到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乐团的历任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全部是世界重量级音乐家，这其中就包括了伟大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和伦纳德·伯恩斯坦。能够与这样世界顶尖级的乐团、顶尖级的指挥大师合作，而且是在自己的祖国进行演出，这对于郎朗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无疑，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沈阳人的骄傲。因为，郎朗就是从我们这片土地上飞翔起来的钢琴天才！

　　二、郎朗父子的风雨历程

　　中新网10月14日电据北京晨报报道，应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今晚9：30将抵达北京，同机抵达的还有受该团特邀访华演出的著名旅美中国青年钢琴家郎朗……

　　在网上发布这条消息之前，我便接到了郎朗的父亲郎国任的越洋电话，那是10月9日。他充满喜悦的口气说，他正在给郎朗收拾东西。他说郎朗在美国还有两场演出，尔后，他们父子将于10月14日深夜，也就是说15日子夜抵达北京。郎国任自从1997年作为郎朗的鉴护人，与儿子一同去了美国费城之后，这还是头一回归国。这对于他来说，能够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和家乡，该有多么高兴！何况此番回国，他们父子是满身殊荣地“衣锦还乡”呀！关于他们父子的故事，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神话”。我曾在那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一书中，已经作了充分的描绘。这些故事对于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而言，应该说是极有参照价值的。可以说，我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在接触郎朗父子的过程中，我始终也在思考着关于如何教育孩子，如何使孩子成才的问题。我与郎国任一样，也是作父亲的，而我的女儿也与郎朗曾经是一道学琴的琴童，他们还曾经师从于同一个老师——朱雅芬。然而，郎朗成了国际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而我的女儿却早已与钢琴无缘。我们中国家长的价值观念与外国家长是不一样的，为了孩子成才，我们更舍得投入甚至牺牲！我们的家长更渴望成功。那么，郎朗是如何走向成功走向辉煌的呢？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风雨历程！

　　1992年的春天对于郎国任来说，似乎比他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寒冷。他从二月份就对春天充满了期待与渴望，然而，眼瞅就要到三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任何气温转暖的迹象。他一天天掐算着日子，度日如年，心绪只能越来越焦躁。带儿子进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本来是早就打算好的事情。并且，他早就开始下手准备。他托亲告友，想方设法往北京调动工作。只有把工作调到北京，哪怕临时性的那种借调或帮忙，他也会感恩戴德。郎国任是个有头脑有本事的人，他在社会上多少也是属于体面的人，所以，有位市府官员的秘书热心帮忙。这位秘书找到了沈阳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人心地善良，热爱文学艺术，一听说是到北京学钢琴，而且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就满口应承下来。这消息给郎国任带来了多大的喜悦呵！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假如郎国任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就办成了，完全可以动身，而他偏偏是人民警察，还不是一般的警察，是治安特警。沈阳驻京办事处没有治安特警这种编制，所以，工作调动之事根本行不通。但是，郎国任不死心，他认为事在人为。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本单位领导要求借调到北京办事处工作。他以为这是周喻打黄盖的事，爱打与爱挨双方愿意。人家北京那边办事处已经同意了，如果我们沈阳公安局这边肯放，那不就可以成行吗？中国的事情一向是研究研究，不让你马上失望，却也不给你太多的希望。郎国任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寝食不安。

　　有经验的家长要想让孩子在钢琴上真正有造旨，大凡都是让孩子提前一年来到北京。提前一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一来是提早检验一下你的孩子弹琴水平距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要求究竟有怎样的差距，发现这种差距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供使用，肯定来得及；二来嘛，那就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事情了：找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好老师，让这位老师把你的孩子当成他在北京的真正学生，这样的话，到了考试时，别人就不能把你当外地人看了。不当成外地人看而予以适当关照，这里边的学问有多大？

　　精明的郎国任不能不深谙此道。然而，精明人也未必就能把什么事情都整明白。而一旦整不明白，他会比不精明的人更加苦恼。

　　郎国任在1992年的春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之中。他不能不到北京去陪儿子，儿子是他一手管起来的，儿子在钢琴上的任何一点进步无不与他密切相关。而且，儿子已经不可能离开他了。但是，工作就能放弃吗？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他最看重的就是工作。有谁知道他奋斗到今天这个份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果放弃工作就等于放弃了自己苦争苦熬的前程，这里边有着多少难以忘却的辛酸血泪。进入不惑之年的郎国任面临着真正的抉择。

　　其实，这是一种割舍。他总想两头不耽误，他总想把什么事情办得更贴切一点，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横竖不吃亏。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郎国任的儿子郎朗确实天资过人，才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就以不可思议的进度超越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学钢琴的孩子。比他早弹半年的他撵上了，比他早弹一年的他超越了，他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降临下来的，他那股子疯狂的弹琴劲头就像与人赛跑，他总是眼珠子瞪得大大的，紧盯着前边的人追撵，他不允许有人在他的前边跑。谁跑在他的前边他就撵谁。他曾毫不费力地夺得了首届沈阳少儿钢琴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一片惊羡之后，便是无法逃避的嫉妒。特别是那些同样吃苦同样付出代价同样希望获奖同样渴望考进北京的琴童的家长们。他们都在盯着争强好胜的郎国任父子下一步怎么办。郎朗不是杰出吗？不是天才神童吗？去北京报考附小你郎国任能陪同？你的工作怎么办？要是换了别人去陪郎朗，那就不好使了！

　　周围人甚至比郎国任自己更清楚所面临的难题。在他们的眼里，郎国任总是过于自傲，总是那么仰着脖子，牛逼哄哄的样子，似乎总是比别人高出一头来，甚至他的一个随随便便的笑声也搞得别的家长不舒服。他大概是那种时常叫一些俗人不很舒服的主。问题是他才不管不顾，只要自己的孩子不亏，只要比别人强，比别人高出一头就行。在他风风火火地带着儿子奔功名时忽略了自身的绅士般修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周围人却并不这般同情达理。甚至有人似乎从心里往外希望他别这么顺利，希望他多遇到点坎坷，吃点亏、倒点霉什么的才好呢！公允地说，这也不能光指责别人的嫉妒，别人的狭隘。即便是一位相对有些修养的家长与老郎在一起大概也不会很舒服的。

　　老郎天生一付傲骨，他就不会低头走路，就不会冲别人谦虚地笑笑，哪怕客气一些的事情他都不屑。那次沈阳少儿钢琴比赛，是沈阳这座城市头一回搞的，头一回的事情总是很新鲜很让人难忘。比赛是在沈阳的青年宫举行。青年宫的建筑很平淡，既没有什么西洋古典派的柱廊也没有燕翼般飞腾的中国古文化风韵。走廊的破旧阴暗使得人们敢于随地吐痰，也敢于聚堆对于比赛发表感慨。家长们到了一堆儿，各怀心腹事，表面上却都是另外一种客气。彼此问到对方的孩子时，家长们都很谦逊，那种谦逊总是以夸别人的孩子贬自己孩子的方式传递。

　　人们习惯了这种传递方式，而偏偏遇到郎国任时，却完全是另外一套。他既不夸别人的孩子，更不贬自己的孩子。人们彼此相视一笑，说几句应酬话，等老郎一转身，人们背地里议论的就完全是另外一套话了。郎国任听不到，他也不爱听，他迈着高傲的不合群的步子走向了那扇别人不敢靠近的门——那是正在比赛的那间大厅的门，大厅的门关着比开着神密神圣，这哪是平头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地方呢？家长们对这扇门无疑是很敏感的，每一次开合都让围聚成堆的人将目光立刻刷齐投过去。出来一个孩子，又进去一个。有的面露喜悦而有的则是一幅沮丧相。当那扇门的不时开合中出现的是一位身着大盖帽的警官时，人们聚拢的眼睛里原有的内容瞬间起了变化。这身衣服太抢眼了还是穿这身衣服的人太牛逼了？这是谁呀？这你还不认得？郎朗他爸！郎朗他爸咋的？就他特殊？

　　没错，郎国任就是要追求特殊。从他自身成长道路来看，他吃了多少苦，遇到了多少坎坷，甚至可以说是跌了多少跟头。他不气馁不服输，他为得就是特殊这两个字。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能够特殊，能够比别人强，他才不在乎别人厌不厌烦。在中国，警察是很神气的职业，特警，就是特殊中的特殊。许多场合别人不得出入而警察可以。比如看球赛，别人没票能进去吗？可警察能。音乐会、舞厅什么的警察还有不能进去的地方？在这种很神圣的比赛场上人家明明说得清楚不许家长们靠前，怕影响孩子比赛，所有的家长都躲得远远的，可唯有这位“特殊”警察可以随意出入。比赛需要平等竟争，而平等是普通中国人的最不容侵犯的心态，可是，这种心态被郎国任打破了，人们怎能不对他产生反感和敌意呢？产生反感和敌意对郎国任肯定不利。但是，他郎国任无论走到了哪里就总有人与他过不去，总有人想方设法鼓捣他。他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到北京以后吃了很大苦头，他和儿子的前程险些被葬送。这是后话。

　　沉浸在获得沈阳首届比赛第一名喜悦中的郎朗父子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是他们首战告捷，除了高兴之外，还增添了许多信心。不是有句话叫作“春风得意马蹄疾”吗？当许多家长用自行车载着各自的孩子沮丧着离开青年宫时，我见到了郎国任跨着亮闪闪的摩托车，对坐在身后的儿子照看了一眼，一踩油门，嗖地一家伙就飞出去好远。摩托车是白颜色的，可以用一匹毛色光亮高贵骄健的纯种洋马比喻。是从日本进口的，在当时沈阳公安系统第一批进口的这种摩托车仅有三台，这三台车一进院就立即引来了那么多人围观。有的啧啧赞叹，有的止不住上前抚摸，有的干脆跨上去试巴试巴。众多羡慕的年轻人中，有谁能够真正得到呢？郎国任看到这几台摩托时也和别的警察一样眼热，只不过他表现得平稳一些。私下里他也在核计着，这三台中会不会有一台属于他呢？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辆摩托车，而是一种荣誉，一种资格的象征。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骑上这辆车在沈阳的大街小巷穿行有种特别爽的感觉，骑快的时候，就跟飞翔似的。他用眼睛的余光就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羡慕的目光瞄着他。当他用这辆崭新的摩托载着儿子去老师家上课时，他更是有种自豪感。别的家长骑自行车载孩子上课，骑自行车多慢，跟摩托怎么比？当他的摩托往哪个地方一停，引起围观者的赞赏时，他的心里更是获得一种满足。尽管这是微不足道的满足，但对他而言也是多少可以欣慰的事情。

　　的确够让人羡慕的了：如此风光的日本摩托车，如此风光的儿子，还挂着威风八面的公安牌照，一路飞驰，简直就是不可阻挡，所向披摩了。摩托车响亮地喷吐着郁闷，超越着前边的无数车辆，左扭右旋，犹如在水中开路畅行。那副顺遂与得意令甩在身后的那些骑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望尘莫及。那时候就有人说，谁能比过郎朗呀，你看人家那爸！在沈阳这座城市里，郎国任确实是优越的。但是，他也只能在沈阳优越，一旦离开沈阳，离开他的特殊位置，他还能神气起来吗？

　　郎国任当时是沈阳治安特警支队一科的科员。他当时各方面处境都不错，在单位有人捧他，捧他的人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在学钢琴，凡是学钢琴的家长不能不对郎国任敬佩三分。他还有幸遇到了一位能够理解他支持他的队长。队长也很喜欢郎朗，他在给老郎安排工作时很是照顾他，给他很大的自由度，为了让他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培养孩子，甚至时常可以让他公私兼顾。比如哪个地方有音乐会，有演出，就让老郎前去，一来可以带儿子观摩学习，二来顺便帮着维持秩序。几年来，队长对郎国任的关照令郎国任感激不已。这次他要去北京也将希望寄托在队长那里，他期待着从那张严肃认真的面孔上看到希望。

　　这种希望就像初春的气候，总是看不出什么时候转暖。而且，你越是盼着暖和却越是一天比一天冷起来。郎国任在这种寒冷中骑着摩托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得意感了。他感到的冷是实实在在的难以抵挡。需要办的事情太多，工作调动就够他忙乎了，还得到北京那边跑房子找老师，在这种时候，自己的工作还不能丢下不管。他来到单位，把摩托车刚停稳，就有人迎上来热心地探问他事情进展得怎么样，这使他心里多少感到一些温暖。此人是他的同事，因孩子也弹琴，所以对他格外热情，尤其是这些天他处处遇到麻烦和不顺心时，这位同事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热心。郎国任被他感动了，遂之视为知心朋友。他把苦恼与同事说了，同事好言相劝，并表示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一定在所不辞。队长不在，郎国任本来是要和队长请假的，因为轮到他值班了，而且他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值班，是全市举行的大型活动。干他们这种特警工作的就是这种性质，平时没事时真就没啥事，而一旦有任务，那就是十分重要的，可不能耽误。郎国任深知他的工作性质，所以，当他得知要有重要任务值勤时，不能不到单位来找队长请假。队长不在，他只能让那位热心的同事替他请假。

　　问题出现得让他莫名惊诧。事后，队长非常严肃地批评他为什么擅自不执行任务？那么重要的任务怎么可以如此随随便便？你孩子弹琴再重要也不该耽误这次值勤，况且，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请假嘛，什么时候不照顾你？！劈头一顿胖训让郎国任有口难辩。他懵懂了。那位热心的同事其实并没有替他请假，他明明满口应承下来，那份热情那种哥们够意思的仗义之举怎么可能连个假都没替他请呢？他想不明白！等他真正想明白时，他的心比天气还寒冷。

　　寒冷的时候促使他清醒。他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美好了，世上是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正如别人所言，好事都成你的了？你想到北京陪孩子弹琴，还想不放弃工作，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调到北京是不可能的，而借调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国家有明文规定人民警察不可以借调到外地工作，警风警纪不允许这样，除非你脱掉警察服装，而脱掉服装那是简单事吗？得申报，得有充足理由，而能否批下来还不好说，即使能批下来，那一来二去也得相当长的时间了，他郎国任等不起，他必须快刀斩乱麻。他觉得已经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绝不可以再延迟。郎朗的老师朱雅芬教授非常理解他，帮着他在北京那边找老师。这是关键的一环，如果老师找不好，那么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凭着朱教授的威望和影响，北京那边的老师总算找好了，郎国任已经与北京的老师通了电话，经商量，郎朗去北京上课的时间定在下周。满打满算还有一周的时间，他的工作此时还没有着落，何况行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仿佛一生的事情都拥挤到了这几天。这使郎国任本来就沉重的心理更增加了负载。

　　无需和任何人商量，郎国任是位真正的汉子。连日来的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地办工作调动，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逼到份上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捉笔写下了辞职报告。要求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儿子弹钢琴。他从来就不喜欢罗索，更不喜欢绕圈子。但是，落到纸面上，他还是想把话说得委婉一点，好听一点，起码别太生硬。他反复琢磨着，推敲着，也就那么几行字，把他折磨得够呛。写好报告，已到深夜。郎朗这几天感冒了，发着高烧，他把儿子叫起来喂了退烧药，刚要躺下，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响得令人心惊肉跳。妻子周秀兰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紧张地问：谁？

　　敲门的人是周秀兰的弟弟，他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说我爸不行了。周秀兰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她冲弟弟喊叫起来，声音却是软弱无力的：你说什么？弟弟喘了喘，才缓过一口气说父亲犯病了，已经让他送进医院。哥哥在外地工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来找姐姐。甭说了，父亲一定病得不轻，否则，弟弟绝不会这么晚跑来找她的。她急得直劲瞅着郎国任问咋办。郎国任冷静地说，这么晚了，你在家照看郎朗吧，我去。于是，郎国任跟着内弟急匆匆赶到医院。

　　岳父已是神志昏迷。他患了脑血栓，这已经是第二次得脑血栓了。郎国任和内弟轮流守着老人，连日来的疲倦似乎在这一瞬间都找上来了，尤其到了下半夜正是最为难熬的时候，但是，郎国任挺住了，他几乎一眼没眨。岳父和姑爷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因为从一开始他跟人家女儿谈恋爱时，岳父大人就不大同意。自尊心很强的郎国任每每见到岳父大人，总不免感到有些压抑。老人病倒了，守在病床边的姑爷小心翼翼，他生怕稍有不慎，会惹老人不高兴。那几天，是郎国任终生难忘的日子。多少事，而且都是大事在难为他。哪一件事摆不平都不成。眼瞅着跟北京那边的老师定的上课时间在一天天逼近。他心焦，妻子更是心焦。父亲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已经是弥留之际，大夫都跟家属把话挑明了，让他们子女随时做好准备，料理后事。在这种时刻，怎么能让丈夫带儿子上北京上课呢？就这么一个姑爷，人家都在瞅着，万一到了那时候大家都到场却偏偏少了郎国任，那岂不让人家笑话？已经是周三了，到下个星期一上课还有几天？肯定不赶趟的。火车票他郎国任已经买好了。再加上儿子的高烧还没退，周秀兰越核计越上火。那几天她动不动就跟郎国任吵。她抱怨郎国任不该把去北京的时间定在下周一，她认为不能走。郎国任也深觉为难，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岳父偏偏在这时候发病。他说得也有道理，在北京找个好老师不容易，第一次跟人家打交道已经定好的事情，要是不守信，怕一开始就给人家老师一个不好的印象。周秀兰说什么不好印象？你就如实说要在医院照顾病人，推后几天再去上课我就不信那老师会生气？你不打电话我来打，我跟老师说说，看她有没有同情心。

　　电话最终没有打，那是因为郎国任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他让步了：那好吧，不行就推迟几天。妻子问那票呢？她也知道这趟火车的票非常不好买，郎国任是求人给买的。郎国任表示要把票退掉。退掉就快去退呀？但郎国任嘴上这么说，却没有真正去退。周秀兰后来说这个郎国任多有老猪腰子！

　　再回过头来说郎国任把辞职报告写好，就在忙乱中抽空到单位了。那报告是用一张32开纸写的，纸张很粗糙，他后来跟我讲到这件事时，还不免有些叹惋，他说他应该用一张更好的信纸，起码应该用16开的纸。他把32开纸的辞职报告折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状，他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信封装进去。当然了，他把这个折叠好的小纸条交给支队政委时，他的神情是非常庄重的。

　　队政委是个细心的人，他把那个小纸条精心铺展在桌面上，像看一个很长很长的文件，32开纸上就那么几行字：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为了培养我的儿子，我必须去北京陪他学琴。孩子太小，需要人照顾，他离不开我，请领导能够理解我，支持我``````

　　为了儿子，为了他们的宝贝儿子。队政委边看边琢磨，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久才抬起头来盯视郎国任，似乎在印证这个纸条是不是他写的。这不是儿戏，彼此都明白。政委以他的经验和成熟劝郎国任再慎重地好好考虑考虑。郎国任无比坚定地说，该想的他都想好了，只希望领导尽快批准。他不希望政委做他的思想工作，也不希望政委对他有任何挽留，那样他会难过的。他只是一味地请求政委快一点批复，越快越好。他说他得抓紧时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去办。

　　翌日，他早早就来到单位。如果说他是来听信的莫不如说他是来与同事们告别的。他把那辆日本摩托车停在了支队院里，他找到一个靠墙边的僻静处把摩托车锁好。昨天，他把摩托车里里外外擦拭一新，他今天就不打算把这辆人人羡慕的摩托骑回去了。

　　他作好了充分准备，批不批他都走定了，决不回头。既然已经辞职，交个报告等待批准，那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不过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比较正规的手续，正儿八经地离开这里。他觉得单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辞职，他并不希望别人不知道。那样好像有点不光明正大似的。

　　他比平时上班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刻钟。走廊里没有碰到熟人，清扫干净的空间弥散出一股亲切而熟悉的味道。走廊里很空荡，置身其中使他突然觉得心里边也是这么空荡荡的。科室里的同事还没到来，他打开门，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他不会再来了。他想拾掇一下该拿走的东西，可是，他觉得一片茫然而不知所措。他瞅着玻璃板下边压着的一张张照片，往事不禁一幕幕回现开来，带着一种新鲜的诱惑，仿佛就在昨天。于是，他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眷恋。每天坐在这间屋子时并不觉得怎样，而当真要离开，再也不属于这里时，真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陆陆续续来人了，走廊里的每一点音响都使他怦然心动。和他同科室的人推门进来发现他坐在这里，便热情地围过来跟他聊天。人们都知道他要辞职了，就好像是经过商量了似的，口径一直地表示惋惜和挽留。还有人张罗着要请他吃饭，为他送行。那位嫉妒他都没有给他请假的“同事”也表现出一幅很仗义的样子。郎国任只能哭笑以对。他知道这里边有的是真心，有的只是出于应酬。无论怎样，人们一闹腾，就把气氛搞得很有离别的伤感味道，而郎国任矛盾敏感的心最怕的就是这种气氛。他打算尽快逃脱。但是，他发现老科长还没来。老科长性情温和，对科里边的同志非常关心，无论大事小情他都爱操心。尤其他对郎国任更为理解和支持。他很羡慕郎国任有郎朗这么好的儿子。他并不喜欢钢琴，但是，因为他喜欢郎朗，所以，他开始关心钢琴了。报纸上但凡有钢琴比赛和有关钢琴的消息他都注意替郎国任收存。那次报纸上登出郎朗获得沈阳首届钢琴比赛第一名时，老科长高兴得就像自己的孩子获奖了似的，手里抖动着报纸，一个劲向人们宣扬着。在这么一位厚道慈祥的老科长庇护下郎国任一直工作得很舒心。他在心里边深深地为之庆幸，为之感谢，而如今要真正离开他了，怎么能不告而辞呢？一定要等他。

　　冷丁，郎国任发现门口立着一个人，就那么定定地冲他这边瞅，好像这人早就进来了，就等着他去发现：那是一幅多么悲悯的面孔，鬓发花白了，眼角围拢的褶子显得比平时更多更深了，那双眼睛充满深情的关切。郎国任说，他那天一看到老科长，眼泪就止不住了。他说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把办公桌腾出来，把摩托车的钥匙、手枪、报话机、还有佩戴的徽章都交给了老科长时，老科长的眼圈也红了。他以为老科长会抱怨他为何不提早说一声，也不商量一下，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辞职了，可是，老科长什么也没说，他好像早就豫测到了一切，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就使郎国任更加感动。当他洒泪而别时，老科长说话了：你也不能就这么走呀？咱总得整一桌送送你！

　　郎国任的手被老科长撰着，一片暖融融的感觉。他好不容易才止住泪水。他没有接受老科长的好意，他没有这份心思。他惦着病危的岳父，因为他才能够真正左右他们能否按时进京。如果他老人家早一天驾鹤而去，那么他就有希望按原计划进行，要是再拖上两天，那么真就得退票了。算是老天长眼还是外祖父不原耽误外孙的前程？就在郎国任交上辞职报告那天，与世长辞了。

　　郎国任在走出支队大院时，还不知道岳父已经仙逝。他还沉浸在失去工作的难过中，只感觉每迈出一步，脚步好沉！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摩托来的，走出去时，却没有了摩托。骑惯了的摩托突然失去了，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他在过横道时都显得迟钝了，几乎就不知道往哪迈步。刚迈出一步又往回收，结果差点让一辆车撞了。那个司机把脑袋从车窗探出来，冲他咕哝了一句什么，显然是对他的大不敬。要是有摩托，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撵上去，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的。可是，他无能为力。在这座城市他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威风，任何人都不会再怕他了。其实，这种失落感在他以后去北京的日子里才会真正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有感慨。这是后话。

　　辞职后的郎国任面对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为岳父张罗丧事。按着风俗，人死后需要停放三天才能出殡。操办丧事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有很多风俗，也有很多说道，亲朋好友得赶来，还有外地的。这一来二去，总得几天。但是，去北京的票那么难买，已经买好了，就得按原计划去了，为了两不耽误，只能提早举办丧事，但这意味着什么？能因为这个理由使岳父的葬礼提前进行吗？郎国任深知其中的利害。但是，他要是认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他必须先取得妻子的支持。他连工作都不要了，他什么都能够舍弃，只要为了儿子，他早已横下一条心，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然而，要想达到目的，他首先得说服妻子。

　　周秀兰感觉到父亲病重这几天里，人们就对姑爷有意见，好象心里边只有自己儿子弹琴而对老丈人的病不那么上心。弹钢琴就在沈阳弹呗，沈阳也有音乐学院，何必偏要上北京？而且，还去得那么急，听说票早就买好了，甚至连老爷子死活都不顾。从人们的问话和眼神中周秀兰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一边是要安抚亲友，两个姑姑都为爸爸奔丧来的，还有在外地的叔叔，也得赶来送葬。而提前一天送葬，叔叔能及时赶来吗？再说，时间这么仓促能办好吗？可是，不提前上北京咋办？跟老师说好了，也真不能出耳反耳。在北京找老师多不容易呵，别人不清楚她可是再清楚不过了。怎么办呢？她一时竟没了主意。

　　郎国任大主意已定。从他的坚定态度上看，他早就这么做准备了。她这才知道郎国任牙根就不曾想过退票，尽管她那么闹腾。关键时刻，周秀兰总是要听郎国任的，在培养儿子这一点上，她与郎国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

　　她充分相信丈夫郎国任的本事。当年，周围那么多人家的孩子弹钢琴，人家比郎朗起步早得多，也有更多的理由炫耀，可是，郎国任对周秀兰说你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让郎朗超过所有人！后来，郎朗神奇的进步不仅征服了周围的人也征服了周秀兰。她从此坚信郎国任会让他们的儿子出人头地。郎国任对郎朗的每一步按排，都是恰到好处的，这一点周秀兰深信不疑。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服从郎国任。

　　然而，这一次，她不能不犹豫。因为父亲的葬礼已经决定了，怎么可以因为儿子去北京学琴而使葬礼提前一天呢？再说，都通知亲朋好友了，怎么好改呢？人家能理解吗？怎么就偏偏得早一天呢？难道上北京学琴差一天就不成？这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她劝郎国任再推迟一天走吧。但是，郎国任铁着脸说不行。他说已经与北京那边的老师说好了，不能更改。如果更改的话，那么第一次就给老师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只有作妻子的知道，郎国任是说一不二的，尤其在重大的事情上更是如此。在她看来，郎国任是不会放弃工作的，他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为获得一份好的工作，为了出人头地，他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今，为了他们的儿子的前程，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重要的工作都辞掉了，简直就是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式，她还能阻拦得了吗？为了儿子他郎国任认为一切都得让步，没有不能让步的事情，这是硬道理，不能去讲那种通常意义上的通情达理什么。问题是如何说服亲友把已经通知的葬礼提前一天？她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

　　不能迟疑了，周秀兰知道只能执行郎国任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必须执行。但是，亲戚们一听，就来气了。人家说孩子学琴就差这一天啊？真是没听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邻居们听了这种事情也大惑不解。在外地的亲戚们在电话里听说因为这个理由让他们提早一天赶来，他们觉得非常可笑。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周秀兰怕把事情弄得太僵，使得家里人都对郎国任有意见，便试探着想再说服郎国任，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拗不过郎国任。她只好硬着头皮跟家里人对抗。他们为了孩子，一向都是这么夫唱妇随，他们首先达到了这种高度的默契和统一，才能有力量去说服别人。

　　要说服的人中大哥是关键人物。一开始闹闹着上北京时，大哥就不大满意，他也给郎国任施加了压力。他认为郎国任作为唯一的姑爷不能不参加葬礼就一走了之。他让郎国任自己考虑，那样做合适吗？在他看来，妹夫多少有些过份了，平时就一个劲让儿子弹琴，眼睛里只认钢琴和儿子，亲戚们都有这个反映，都不大敢上他们家，来了他郎国任也不热情，顾不上别人只顾儿子，现在，老爷子去世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却还是一味地只想儿子弹琴，儿子弹琴真就那么高于一切至高无尚吗？周秀兰知道大哥对他们有想法，但是，她更知道大哥是个明白人，他善解人意，只要把话说清楚了，求得他的支持，他不会不热心的。果然，她说服了大哥。周秀兰非常感谢她的哥哥。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她每每遇到最为关键的事情时，都是她的哥哥帮了她的大忙，使她渡过难关。周秀兰想让全家人同意提前一天举办葬礼确实不容易。人家认为既然定下的葬礼更改日子不吉利，直到今天还有的亲友为此耿耿于怀，但是，毕竟葬礼按着郎国任的意愿得以提前进行了。

　　三月初的沈阳，春寒料峭，阴风阵阵。早晨起来天就阴呼啦的，一支送葬的车队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缓缓穿过，朝着回龙岗的火葬场方向忧伤地开去。家属们坐在头一辆车内，头一辆车内比别的车内更具悲伤气氛。周秀兰两眼哭得红肿，眼泪把整个一张脸都弄湿了，她对父亲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9岁时她就失去了母亲，她一直被父亲呵护着长大。父亲非常疼爱他们姊妹，尤其是对她这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到大得到的父爱太多了，她对父亲的依恋也太深了。她深深知道父亲为她们兄妹付出了怎样的辛苦和代价。平时，忙得总顾不上回家照看父亲，总觉得来日方长，而今天当她意识到父亲永远地离她而去，再也见不到了时，她才发觉她有多么痛苦多么悲伤！

　　外公的葬礼郎朗是不知道的。他感冒发烧一直没好利索，怕他加重病情影响第二天的北京之行，就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就这样，他没有能够参加外公的葬礼。他那时才8岁，8岁时，他就已经非常通达事理了。事后，当妈妈告诉他外公去世了时，他跟妈妈抱头大哭。他抱怨妈妈不该不让他去为外公送葬。妈妈答应他有时间一定带他去外公的墓地看看，却至今也未能如愿。外公的坟墓早已是芳草凄凄了吧？也许外公的去世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当时还没有能力弹肖邦的葬礼，但是，他喜欢听那首曲子。那是一首著名的乐曲，在郎朗那个年纪的孩子听来简直深不可测。可郎朗就喜欢听那种深不可测的乐曲。如果他那时会弹这首《葬礼》，他一定会为他的外祖父弹上这首乐曲送他老人家上路。当然后来郎朗在弹这首著名的曲子时，不知道他是否在腼怀他的外公。

　　周秀兰泪洒长天地送走了亲爱的老父亲，睁着那双红肿的眼睛又忙着给丈夫和儿子拾掇进京的东西。他们爷俩在葬礼的当天晚上就要去北京，简直是刻不容缓。穿的、用的、吃的还有钢琴、箱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要运到北京需要一辆大汽车。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要把所有东西拾掇好，可真正要了周秀兰的张逞。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她有多少天没有睡好觉了，悲伤没有把她击倒，忙累也没有把她击倒，她风风火火地忙着她应该忙的事情。

　　郎国任通过战友找来了一辆大解放，车都开进院了，司机在楼下一声声鸣笛。周秀兰下楼把司机请上来时，见郎国任他们爷俩还守在钢琴前，全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周秀兰便催促他们麻溜点，人家司机都来了，郎朗刚停下，一边督战的郎国任便板着面孔充满威严地说，不行，郎朗还没弹贝多芬呢！周秀兰知道郎国任的脾气。他就是这样不管遇到多么重要的事情，就是火上房子了，那么郎朗也得把琴弹完。于是，她充满歉意地招待着司机。

　　这几天感冒了，郎朗的课程多少受到点影响，但是，郎国任一定要让他找回来，一定要补上。郎国任对于郎朗的要求从来就是这样一丝不拘，雷打不动。这也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于父亲这种近乎不近情理的要求郎朗已经适应了。尽管感冒发烧，他也没有停止弹琴，只不过比平时少弹了一点而已。这一天他弹得比平时任何一天都多，不仅得把前几天少弹的补上，还得把明天的作业弹出来。因为明天的迁徙，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还能不能有条件弹琴，总得往前赶。父亲跟他说明白的事情，他就得无条件地照办。尽管已经弹了一整天，尽管已经很累很累了，他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郎朗当时正在弹贝多芬的奏鸣曲OP110。这是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一个8岁的孩子弹这样充满沧桑的作品究竟能理解多少？或许他看到了一个两耳失聪，形色枯槁的老人在初春的寒冷中蹀躞而来？或许他听到了阵阵哀乐在冷嗖嗖的风中绵延不绝？带着对外祖父深切的哀恸，这位8岁的孩子进入了深层的情感世界中了。他的柔性的小手在键盘上划出的忧伤和惆怅，深深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随着儿子身子的前后仰动，由呈示部而进入再现部。任凭司机就坐在那儿焦急地等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周秀兰更是焦急不安。眼瞅天要黑了，满地堆得都是要搬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他们爷俩不动地方，怎么搬得完呢？再说，主要是得把钢琴抬走。搬运钢琴得打包装，郎朗在那里弹琴怎么打包装呢？打包装得费许多时间的。周秀兰一方面得准备打包装的东西，一方面还怕人家司机等不耐烦。琴声由缓到疾，声声敲击作母亲的心弦。像疾驰的马蹄，正在全速飞奔。一想到儿子就要远离自己了，这一去还不知怎样，前途未卜，她的心就七上八下地悬荡起来。这时候，她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感受这种担心和惦记，在以后的独身生活中，她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去饱尝这种滋味，那何止是几句话能交待完的呢？此时此地，她只能等到儿子把琴弹完。

　　这首曲子郎朗弹了差不多20分钟。郎朗弹到后边激烈的地方，手指在琴键上越跑越快，最后嘎然而止。他把手从键盘上往起一挥，对守在一边纹丝不动的父亲下达了“命令”——开路！

　　钢琴被抬走了，墙边空出一大块。这意味着这么热闹的一个家庭将从此天各一方，从此再也听不到钢琴声了。这块宽出来的地方整个留给了母亲周秀兰去收拾去品味，更多的还是另外一种滋味。和钢琴一起往车上装的还有两个破木箱子，这都是郎国任在部队时发的。这些年他们也没有钱添置新的家具，他们的心也没有用在布置家上，而是都放到了郎朗身上。平时放到角落里也没大注意，现在一搬弄才发现这两个箱子都旧得掉楂了，还裂了几条难以弥合的大缝子。这种箱子拿到北京还不擎等着人家北京人笑话？然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两个破箱子，事到如今，周秀兰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家里边一下子显得空荡了。其实，那一瞬间，留守的周秀兰的心比屋子还空荡。她呆呆地望着大解放车装了满满一车箱东西，晃晃悠悠地开出了院子。车上的东西在晃悠，她的心也在起伏不已。

　　爷俩没有跟车走，而是乘坐了当时的54次列车，那时候好像叫作114次吧？沈阳人去北京都喜欢乘坐这趟车，晚间上车，一觉就能睡到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了。只是这趟车的票比较难买，但，郎国任还是买到了硬卧。那天晚上气温比白天更低，风也比白天更大，爷俩去往火车站时没有任何人送行。随身携带的东西都由父亲一人背负，就像未来的一切压力也都沉沉地由他一人承担。他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但是，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这么要面子的人假如万一失败了，他是绝没有脸面回来见江东父老的。迎着强硬的晚风，郎朗跟着急匆匆的父亲去往车站。他的个子还太矮太瘦小了，但是，他浑身充满一种劲头。他爱上北京，他一路上蹦蹦达达，他是否意识到此番远征的真正含义呢？

　　心里装着事，郎国任就不爱吱声。火车站候车室永远那么乱糟糟的，而去往北京这趟车的沈阳人总是那么满满登登。郎朗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东望西撒，这么多的上车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而车上车下那么多的人也没有谁会去注意这个琴童。他还不是肖邦、莫扎特，即使他就算是的话，投身在沈阳这座拥挤的乱哄哄的车站，也不会赢得什么人的尊敬。

　　郎国任上车后找到了铺位把东西放好，就闷闷地靠坐在边座上，呆呆地瞅着车窗外边。站台上的风从送站人的头发和衣服上可以感受到有多猛。灯光在风中似乎有些飘忽。白天的葬礼场面这时候并没有从郎国任的眼前消失。那份悲伤正在他的心底酿造出人生的更多感伤。当车徐徐开动时，这份感伤不仅丢不下，相反随着车轮的响动而越来越清晰地吞蚀着他的心。列车从北站驶出，带着新的希望从这座新建成的车站驶出，车窗外已经消失了站台和灯光，将城市那夜的轮廓推向远处。斑驳的灯光在夜色中如泪珠闪烁。此情此景最易唤起人的伤感情绪。郎国任贴在窗玻璃上的目光极不情愿地被疾驶的车轮拉松了，割断了，无奈地破碎在一片茫然的暗夜中。

　　别了，沈阳！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三、泪洒Ettlingen (埃特林根)

　　冒胆借了五万块自费出国参加国际大赛，前途未卜，面对美丽新奇的异国风情，心事沉沉的郎国任哪有心思观赏？郎朗毕竟还是个孩子，他蹦蹦跳跳地逗弄着父亲发笑，他能知道父亲有着怎样的忧虑吗？

　　前来参赛的各国选手都希望夺冠，比赛争夺得异常激烈。郎国任使用了他的奇妙招法，在儿子走向比赛台的霎那间，朝儿子后背上一拍，只这一拍，就生发了奇效。这是“郎家军”的奇招，就像马俊仁在运动场上面对他的运动员所发出的奇怪喊叫一样。

　　德国的那个小城叫埃特林根，这座面孔沉郁的小城是不相信眼泪的。但，在公布比赛名次的那一瞬间，这座城市肯定被郎国任的眼泪彻底感动了。因为郎国任这个从不爱哭的铁硬汉子竟然双手捂脸，像从海底深处发出了呜呜哭声，这声音在巨大的压抑中弥漫开来，震动了在场的人们，一双双深蓝色的眼睛从不同角度朝他投过来同样的疑惑：为何哭得这般摧肝裂胆五内俱焚？

　　外国人怎么能够听懂中国家长的哭声呢？

　　1、荧光屏上有条流动的小溪

　　郎朗父子与赵屏国老师一同登上法航班机，在笑容殷殷的金发空姐的迎接下，他们缓缓走进了一个高贵的空间——这是一个材料精致、什么都精致的宽敞通畅的空中大客厅，顺着过道往前瞅一眼，就让人胸襟开阔。座椅两侧坐了那么多的人也不显得拥挤，还有好几台大彩电，屏幕上不时闪现出飞行线路。线路在屏幕上温柔地流动着，在你不经意间延展着：飞出国门之后，线条的箭头便指向了乌兰巴托、莫斯科，而后还有华沙、法兰克福等城市，这一切对于郎家父子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郎朗仰头眨动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那道会流动的线条去处。他可以辨认出俄罗斯的拼读方式，他知道那片领土太辽阔了，他也向往着那里，他崇拜从那里走出来的钢琴大师们，那是些怎样风光璀灿的名字呵：霍洛维兹、拉赫玛尼诺夫、普洛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还有肖斯塔科维奇、阿什肯纳吉……这些人中郎朗见到的只有阿什肯纳吉，那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师课时。其他的那几位他虽然没有亲耳聆听教诲的福份，但他却把这些人都当成他的老师，随着琴艺的提高视野的开阔，他觉得这些大师越发亲近起来。

　　飞过这片辽阔的土地，就到了波兰的上空，波兰的国家不大，且有些软弱，历史上总遭受欺凌，却出了一位伟大的标炳千秋的钢琴家肖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肖邦有着特殊的地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肖邦曾带着对故园的怎样的离情别绪，飘泊巴黎，写出了那么多不朽的钢琴诗篇，至今还在为世界上众多的钢琴家们悉心阐释。郎朗最喜欢这位钢琴诗人的作品，他小小的年纪已经可以熟练弹奏肖邦的24首练习曲了。在他这小小年纪上，能够熟练弹奏出肖邦24首练习曲的人是不多见的。

　　过了波兰直抵华沙、柏林，然后就到了法兰克福。从屏幕上标出的飞行曲线上可以看得真真切切，途中差不多用了七个小时。

　　精力过剩的郎朗头一次乘坐国际航班，头一次飞出国门，他像个弹性十足的皮球，从里往外澎涨的兴奋使他无法在座位上坐稳当。他不断地在过道上走动，不断地接别人的话岔，他见身边的父亲坐得过于沉默，他就觉得难受，便不时地逗弄一下。这时候的郎国任显不出一丁点的威严来，对于许多人来说，第一次出国，其高兴的心情肯定是难以掩饰的，而郎国任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神色，反倒显得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地瘫在座位上，不爱吱声，甚至连眼皮都懒得往上抬。这位精力过剩、责任更过剩的中年汉子由于连日来的操劳，那绷紧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他就再也挺不住了，他居然在如此舒适的法国民航班机上如同坠入棉花堆里，头重脚轻，挣扎着往起爬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只能闭上眼睛任其游荡。突然，郎朗发觉父亲呕吐起来。

　　郎国任像是大病一场，好容易止住呕吐，闭上眼睛养神。他显得很虚弱，脸色白得吓人，汗也在往外直冒。他居然晕飞机了。

　　在儿子的眼里，父亲是位钢浇铁铸的汉子，有点小病什么的，不会当作一回事。在随行的人中，也只以为郎国任出现这种异常反映不过是身体有点暂时的不适罢了，却不会去进一步揣摸一下他的心情究竟怎样。

　　由于人的处境不同，其心情是不会一样的。比如，郎国任与同行的赵屏国老师就不会完全一样。赵屏国老师当然也希望他的学生获奖，但这种希望的强烈度自然是与作为家长的郎国任不一样。他们两个人在对待郎朗的问题上，应该说是大同小异，但是，即便这种小异，也时常会使彼此之间碰撞出一些不快来。

　　在郎国任这边，根本就没有从这次出国中感受到一点点与旅游相关的乐趣，因为他没有一点轻松的心情。作为一个辞去公职的“无业游民”已经几年没有工资了，为了这次成行，不仅得拿出父子俩的费用，还得给老师拿路费。五万块呀，借都不易，何时能够还上？多大的压力！

　　这是下了一次赌注，一次不小的赌注，问题是究竟有多大把握？这已经不取决于他了，而是取决于他的宝贝儿子。

　　他第一次顾不得照顾儿子了，索性就让他自由自在吧！

　　围绕着父亲成长的儿子总是离不开一种管束，突然到了不受干涉与管束的时候，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要是总能这样自由自在该有多好。可惜，飞机上时间过得太快了，似乎还没有呆够，就该收拾东西下飞机了。有父亲在身边，他什么都不用管，所有的包裹统统都由老爸负责。

　　郎国任在飞机停稳于法兰克福机场时及时醒来。他强打着精神，拎起包裹，紧随在儿子身后往出走。郎国任瞅瞅机窗外面那片陌生的世界，心下里说：到了，到外国了！

　　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的第二大机场。仅次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这里有260条航线与世界各地通联，被称作“通向世界的门户”。这里昼夜都有飞机降落，从来不肯寂寞，有一家杂志称这里是“震动世界的地方”。

　　郎朗他们一行四人被空姐非常有礼貌的微笑，送出了机舱门，顺着B号指状的登机舱舱道缓缓走了出来。舱道四周的玻璃透视性能极好，可以望见广阔的室外机场，停机坪泊着各国的飞机，有的正在疾速冲出跑道。就在他们的顶部设有一个大平台，作为游人的观赏处，可以登临眺望整个机场景观，以及机场周围的城市轮廓。显然郎朗他们不知道这个游览处，就是知道，他们也不会有闲心去的。他们要抓紧时间去取行李。

　　行李是从一条传送带缓缓输出来的，人们守在旁边，没有一点拥挤和杂乱，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秩。德国人的一切都是讲究秩序的，只要你的双脚一踏落这片土地上，你就会感受到某种不曾有过的束缚。同行的四人中有一位女孩子，她也是自费前来参加比赛的。她的哥哥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电话中已经联系好了，他前来接站。有人接站，郎国任绷紧的神经多少可以放松了，脚步也随之变得疲沓起来。一向精神头十足的郎国任不知怎么，在德国的这片土地上始终打不起足够的精神头。郎国任有点发蔫了。

　　赵屏国老师倒是显得神清气爽。他穿戴讲究，走到哪里都是一幅兴致勃勃的样子，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带了一台小型摄相机，随时随地拍摄着。镜头上凡是出现他的形象，都是满面笑容，满面欣慰。其中不乏透出那种久违的中国人踏入西方世界的新奇与欣喜。从神情到衣着，都具有那种解脱的轻松和愉悦，与郎国任的心事忡忡状态恰好形成较强的反差。

　　如今，我所以能够有幸捕捉到当时他们一行进入德国后的场景，包括许多细节，这得感谢赵老师。他把他的学生郎朗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情景逐一拍摄下来，这肯定是一部有价值的资料。如果不是赵老师的细心，哪能记录下这么多生动的场景。

　　我发现那时候的郎国任对这种摄像机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适应，这也许是他的生存状态的拮据导致他对这种奢侈品的漠然，也许是一看到这种四处晃动的“眼睛”就立时想到了他为此拿出的金钱，特别是为别人拿出的路费，他的心情能够轻松平衡吗？

　　这种不平衡在他们这一行人的旅途中投下了一道阴影，而且这道阴影拖拉得挺长挺长……

　　2、泪水的真实份量

　　比赛是在艾特林根这座小城。具体地点是在市中心一所音乐院校的比赛厅。周围环境很好，有树木花草，还有一个圆形的喷泉。音乐厅的建筑有些陈旧，墙体爬满了青藤绿叶。有一张郎朗在门前照的相片，角度是仰拍的，郎朗位于台阶下边，身后的大门洞开着。他两手掐腰，脸上是一幅心想事成的笑容。我想这一定不是比赛前拍的。可想而知，比赛前郎国任能有心情给儿子拍这种照片吗？再说，郎朗赛前能有这样的表情吗？瞅着他身后的那扇大门不妨可以设想一下，临近比赛那天，他们父子和别人一样拾阶而上，进入大门时，心情能不紧张吗？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担心就要在进入这扇大门里边发生了——命运的大门对他们父子没有丝毫温情。

　　赛事始于8月19日。先是青年组比赛。赛前，选手们都在琴房练琴。精明细心的郎国任在青年组选手中一眼就发现了一位盲人选手。他是来自日本。这位盲人选手凭借着失明之后的最敏锐感觉去触摸键盘，他几乎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抚摸键盘，抚摸那每一个光滑的玉块，其感觉犹如抚摸贵重的珠光宝器。这使键盘在他的手下变得高贵起来，而由此发出的声音也高贵无比。这简直是一种大师级的抚摸，伟大的霍洛维兹曾在演奏中有过这种抚摸，在大师的手指下，最美的声音就是这么抚摸出来的。

　　郎国任是非常识“货”的，他盯住了这位日本盲人选手不放。那双充满魔力的抚摸键盘的手有着不可思议的灵感。在练琴房里郎国任被迷住了，他从中悟出门道。他把儿子拉过来一同屏心静气地听着，聪明的郎朗很快从他的抚摸中悟出了一种自己缺少的东西。于是，他悉心学习。把对方的好东西变成自己的。数年来，郎朗的钢琴所以有着突飞猛进的提高，就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吸收方式。不管是谁的，只要他父亲看好了，就一定想法变成他自己的。

　　盲人选手并不保守，他愿意跟郎家父子谈演奏。郎国任问他啥他就照实说啥，没有任何遮掩和提防。他听了郎朗的练琴，对郎朗印象很好。

　　由于郎朗从盲人选手那里学到了抚摸键盘的那种奇异感觉，使他在演奏时更多了一份沉着和自信。

　　比赛定在下午。前一天，尼曼娅领着郎朗父子去了教堂。她跟上帝祈祷，希望能够保佑这位住在她们家里的中国男孩获奖。在郎朗离开她家准备前去参赛时，尼曼娅还为郎朗父子准备了午饭和水，让他们带上。郎朗父子上路时，很是感概这位德国房东的热情。还有那条高大的德国黑背，它也出门目送郎朗去比赛。比赛的紧张气氛一般都是体现在赛前。特别是抽签的时候。下午3点准时抽签。郎朗抽签的结果还不错，是在吴驰的后边。吴驰是公派的参赛选手，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他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陈韵颉都是本次大赛少年组的夺冠人物。这两位都比郎朗大几岁，也都比郎朗成名早，却与郎朗分在一个组。他们两人都在全国大赛中拿过第一名。陈韵颉是在92年的全国首届钢琴大赛中夺冠，而吴驰是在珠江杯全国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他们都是国内的钢琴骄子，都是以公费的身份代表中国出来参赛的。身份不同，连说话的口气似乎都与自费来的不一样。他们俩人在这次比赛中夺冠的呼声要比郎朗高得多。甚至可以说，一些人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郎朗，特别是正规的文化部派来的人对郎朗的希望肯定不如对人家那几位正规的公派选手。敏感的郎朗和他的父亲不会迟顿于任何一个细小的眼神和表情，有多敏感就有多自尊，有多自尊就有多少感伤。这就更加坚定了郎朗的志气。那几天，他们父子的劲儿都憋得足足的。

　　郎国任的头脑是清醒的，越是临近重大赛事的时候他的头脑就越是清晰。这种国际赛事从来就没有家长光临，只有老师带着学生前来，可是，郎国任这位特殊的父亲来了，他的到来，究竟能对儿子的比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是儿子的主心骨，他很善于审时度势。他总在观察，总在核计，他的心劲比任何人都更强。他很看重吴驰与陈韵颉这两位公派选手，他曾听过他们弹琴，他知道两位都是出自名师之门，都很有潜力，他俩是郎朗主要的竞争者，这是来自国内的熟悉的选手方面，还有国外那些不很熟悉的选手中又潜藏着怎样的竞争对手呢？这一切他充分想到了，想得越多压力就越大。

　　下午3点开始抽签，每次比赛抽签时郎国任都在场观看。在抽签前后，他观察着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选手们，心里如同拴了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的期望值越来越小了，他觉得郎朗这次能够取上名次，就算不白花钱。他最怕得是万一连名次都没取上可怎么办？那还有什么脸回国呢？

　　郎国任是很有眼光的，他所看好的那位日本盲人在青年组比赛中以超群的音乐感觉夺取了第一名。他从台上下来时，观众掌声如潮。在这么热烈的掌声中，他步子细慢，戴着墨镜，摸索着缓缓前行。一般的日本选手在这种比赛时，通常是技术上好得无可挑剔，而音乐方面则相对的要差一些，但这位盲人选手的音乐奇特之好，深深地征服了在场的听众，人们对他报以热烈掌声。郎朗父子的巴掌也拍得够响亮了。

　　由于青年组先进行比赛，与郎朗一块来的那位自费女选手在二轮时就遭淘汰。还有一位中国女选手也是中途翻车。她们的沮丧情绪不能不影响郎朗。不能说同来的选手没有获上奖便不希望郎朗获奖，但至少在她们心目中那种平均主义的面子观是起作用的。但是，朗朗很快就从她们的失败情绪中摆脱出来。他在吴驰弹奏之后，昂然登台了。郎国任照旧采取在国内时用的招法，在儿子将要登台的一瞬间，往儿子后背拍了一掌，郎朗全身抖擞，腰板挺得更直了，腰板一直溜，人就显得格外有神。

　　郎朗穿着一条蓝裤子，白上衣，打着黑领结，一个挺帅气的小绅士。他迈着稳健得有点刻意的步子从后台的那扇白色的欧式玻璃格门中跨出来。台面很低，只有两个踏步，不似通常意义上的演出舞台，所以，走在这种台上与下边的观众显得很是亲近。

　　郎朗规规矩矩地走到钢琴前，一手扶着钢琴边角，一手往胸前部位一搭，朝观众行了一个大礼。一个只有12岁的平民儿子，正是无拘无束的年龄，能够规矩到举手投足都这般考究的地步，怎能让人去联缀他在北京简陋粗糙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充满磨难的日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出水才看两腿泥”。紧关节要的时刻到了。郎朗坐下了，而郎国任的心却忽悠一下子吊起来了。他眼中的儿子坐得挺稳，琴凳腿下面铺着一块地毯，郎朗的脚一只伸向踏板，一只踩在松软的地毯上。他若有所思地沉入了瞬间的平静。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空间，面对如此多充满挑剔的外国听众，郎朗显得那么孤立无援。被巨大而敦实的三角钢琴一衬，他显得单薄而瘦小。在那些聚精会神的蓝眼睛里，他比前几位黑头发的男孩子更乖小，也更招人怜惜。因此，从他的指尖下弹出的声音就更容易对周围发生作用。

　　5年之后，我与已经是深圳艺校的钢琴教授但昭义先生通电话时说到郎朗，他还以情感强烈的口气盛赞这个少年在埃特林根国际比赛中的杰出表现。他认为郎朗那天发挥得太好了，有如神助，明显比其他选手高出一截。一开始郎朗就很自信，不急不躁，技巧与音乐都很好。在他的这个年纪能够有着如此好的自控力，确实令人惊叹。

　　郎朗先弹肖邦练习曲，又弹了肖邦的回旋曲。他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一点也不夸张，弹得那么自然那么慰藉，一丁点的矫柔做作都没有，他把内心的情感逐渐融化到声音中弥散开来，使得淡漠的空间迅速变得温柔起来。

　　郎国任坐在二楼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最认真地谛听着。他的担心越来越强烈，因为今天下午临上场之前走一遍曲目时，赵屏国老师发现了郎朗在弹肖邦的圆舞曲时，有一处弱音没有处理好。他当即予以纠正。那时候，与正式登场比赛只有半个小时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改好吗？平素他已经习惯了那种处理方法，弄不好，会弹糟的。他的担心使他在听到儿子进入了这个曲子时，紧张得简直不会喘气了。

　　郎朗像什么事儿没有似的，温柔自由地划动着键盘。他的任何一下触键都在有份量地击打着父亲的那棵敏感而脆弱的心。父亲以极大的意志力忍受着这种击打，终于欣慰地接受了那一处弱音的处理。就像一处堵塞的河流变得通畅一样，郎国任感到了异常的舒服。他从心里佩服儿子的头脑，能够这么冷静、这般严谨地记住这小小的一处弱处理，多么不易！好儿子！真是爸的好儿子！

　　郎朗越弹越得心应手，他仿佛不是在进行这么重要的比赛，好像是在一个人练琴似的，爱怎么弹就怎么弹。尤其到了弹奏那种激情洋溢的曲子时，更能见到他的魅力。

　　随着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热烈地跳跃闪烁，随着他那奔放的情感恣肆涌荡，演奏大厅急剧升温，以至沸腾起来。到了《塔兰泰拉舞曲》，已经把不同肤色的听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那疾如马蹄的节奏，那狂放不羁的旋律，使台上台下浑然一体，一同激动，一同狂热。等郎朗弹到最后一个曲子——中国曲子《浏阳河》时，那些外国听众好像都变成了中国人似的，他们完全听懂了这首中国曲子并且听不够。于是，他们以粘稠得化不开的掌声不让这个天才的孩子与他们剥离。人们喜欢他，听不够他的述说他的表达。

　　郎朗幸福地被难为着，一遍遍行礼，行大礼，一遍遍学着去迈大师的稳当步，上来下去地折返，听众却不依不饶。修养极好的观众居然发出兴奋的狂叫，这种喊叫对于场内的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坐在前排的赵老师兴奋得满面红光，他使劲为自己的学生鼓掌，他非常满意郎朗今天的演奏。特别让他高兴得是郎朗在练习时弹错了一个音，他给予纠正，他担心郎朗在比赛时会忽略这个音，却没想到郎朗完成得极其精确，令他这位朝夕相处的老师都叹为观止。在他看来，郎朗是超水平发挥，但是，这种发挥能否被本次大赛的评委会认可呢？仍然是个悬念。

　　评委们来自好几个国家，都是具有着世界级影响的专家。只是没有我们中国人。观众们对郎朗的演奏反响强烈，而评委们会持什么态度呢？

　　一下午的比赛结束了，评委们聚到一起开始了评比。赛场气氛得以松弛，人们谈笑风生。而郎国任却丝毫不得放松，他甚至都不敢离开座位。他再清楚不过了，儿子的发挥有多么好，但是，他的担心也由此更甚。经验告诉他不能把事情想得那么好，往往想得越好其结果越惨。所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他反复对比反复权衡，他觉得儿子应该进入前六名的。他只敢去想第六名，或者第五名，而不敢再往前提了。

　　不知过了多久，会场出现躁动，台上有人在安放桌子，随后，一男一女从后台那扇白色的玻璃格门走出来，径直进入前台。男的个子很高，一身黑色西装很是挺拔峻峭，女的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领口是圆的，还有一圈黑颜色的花纹，显得气度不凡。两人手里拿着一张纸，用纯正的日尔曼语宣读着。全场屏住呼息，郎国任能够听见自己的血管澎胀的声音。尽管他听不懂德语，但他能够听出中国人的名字。起码他可以听出郎朗的读音。

　　公布获奖者的顺序是从后边往前念。先是鼓励奖，然后是第五名获奖者陈韵颉。郎国任对于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在到德国来之前，他还特别打怵碰到这位选手。这位国内的钢琴骄子在这次大赛中仅得了个第五名。伴随着掌声，座席上站起一个男孩子。估计他就是陈韵颉。他看到文质彬彬的陈韵颉从人头攒动的观众席上站起来。他渴望下一个就是郎朗的名字，却落空了。又念到第四名得主，那是乌克兰的一位金发大个子。接下来的是第三名，法国选手。郎国任紧张地仄着耳朵倾听下一个，也就是第二名了，他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他希望是郎朗，郎朗只要能得到第二名，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不敢奢望得第一名。然而，第二名的名字他听得再清楚不过了，是中国选手吴驰。吴驰的个子很高，得了第二名，当然也是非常高兴了。每公布一位获奖者，台下就是一阵热烈掌声，就见到从观众席上站起的一位选手，每一次站起就犹如平静海面掀起一股耀眼的跳荡的波浪。稍事平静下来后，又随着再一次的公布名次再掀起更大的浪花。郎国任快昏了，第二名都公布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了。最后一名获奖者无疑是第一名得主。郎国任的所有期盼在这时都已经破碎，他的心裂了，裂开的缝子全都灌满了绝望的黑暗，而他正在这种黑暗中坠落。

　　郎朗坐在最前排，就挨着赵屏国老师。每站起一位获奖者，他都禁不住要回过头去打量一下。如果是认识的，他就笑着向人家表示祝贺。轮到最后一名了，也就是第一名的得主了，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会场紧张得十分宁静，所有人都在认真听着关心着最后公布的夺冠者。

　　公布者操着一口流利而听不懂的外国语。在一嘟噜一串的外国语中，终于吐出了“郎朗”的发音。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不敢奢望最后一个名字会是那个他最熟悉的发音，何况那个有着欧洲绅士风度的男士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名字公布时竟说了长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让郎国任彻底绝望。因为他在听到前几位名次时，都是很简短的，这么一长拖拉肯定不对劲，是在说明第一名空缺吧？郎国任的脑子闪过这个念头时，就像遭到了一下棒击，嗡的一声，眼前金星飞溅。郎国任觉得脑袋越涨越大，两耳全是轰炸的声音，整个会场都被轰炸得一片喧哗，他什么也无法听到。他努力分辨着场上瞬息间发生的事情。他看清了，他的宝贝儿子像足球运动员射门成功一样，从座位上狂蹦乱跳，高举着两手，连连朝他这边挥舞。

　　他的血液在这一瞬间肯定凝固了，他失去了应有的反映。他迟钝了，他这位精明过人从未迟钝的父亲平生第一次面对儿子创造的奇迹发呆发傻了。赵屏国老师好像早有准备似的，当身边的学生一蹦高跳起来冲全场激动时，他也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用他那高大的温暖有力的怀抱搂住了郎朗。郎朗趁势搂紧了他的赵老师。众目睽睽之下，师生两人父子般亲昵无比地拥抱着，全场都被他们搂抱得火热起来，记者们端着相机纷纷涌上前为他们拍摄。郎朗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此项比赛第一名的少年钢琴家。他不仅夺取了桂冠，他还获得了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这在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该庆贺了，该激动了！

　　这时候，没有人会去寻找他这位父亲。儿子，也没有过来找他。他全身散架子般地瘫了，拿不成个了，这时即便是有人发现了他需要他站起来接受荣誉他也无能为力了。他就像把飞船推向轨道的最后一节火箭，完成最后的燃烧，心甘情愿地悄然坠落。没有人会注意到委缩在二层看台的角落里默默接受着意想不到的幸福冲击的郎国任。可是，郎国任偏偏平静不了，他心潮翻滚，翻滚出那么浓的酸楚，要把他从里到外淹没了。在一阵阵窒息中，他的出气通道酸得没有缝隙，积聚了多年的期盼，多年的苦楚，多年的委屈顽强地堵塞，顽强地涌动，终于火山般喷吐而出——那是一声幽长的地动山摇的抽泣，被欢乐气氛淹没的楼下过道处有几位中国选手被这种奇怪的声音震惊了，一个男孩回头朝声音发出的地方寻找，紧接着，这个男孩身边的两位女孩更为敏感地捕捉到了目标。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郎朗的爸爸双手捂着脸在哭。他捂不住那奔突的眼泪，也捂不住那动人心魄的抽泣声。可惜他的儿子没有留意到这个场面。回国后，他听到别人问他你爸怎么哭了呢？他马上予以否定，而且很是坚决。他没有看到他的爸爸在哭，他从来没有看到父亲的眼泪。他那刚强的父亲也绝不会把这脆弱的一面呈现给儿子。我有幸从录相带上看到了郎国任的痛哭场面。那是让我最辛酸的镜头，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觉得鼻子发酸。当我在写此书之前坐在出版社那间繁忙的编辑室对繁忙的编辑们讲述这一幕时，我发现一位女编辑的眼圈轻而易举地红了。我相信，凡是对自己的孩子有着中国传统式的期待的家长们读到这段文字时不会不动情的。要是能够看到录相，看到郎国任用宽厚的手掌去封堵眼泪，堵不住竟抹得满脸湿迹时，会作何感想？在场的外国人有的肯定看到了这位中国父亲的眼泪，但是，他们能够看懂这眼泪吗？他们能知道这眼泪有着实实在在的份量吗？

　　郎国任不等眼泪揩干，就飞身离去。他要将儿子成功的天大喜迅告诉尼曼娅，让她一起分享。果然，尼曼娅高兴得强烈，尼曼娅的狗也像明白了似的，围着郎国任一劲儿摇动高傲的尾巴。

　　尼曼娅动员了丈夫，还有周围的人去看郎朗的获奖音乐会。那是个迷人的夜晚，那个夜晚的来因河水在幽幽月光下充满了乐感。郎朗的情感通过闪亮的声音不仅照亮了夜色中的河面，更照亮了情感丰富的尼曼娅。她那张宽阔的脸被郎朗的琴声感动出一片泪迹，灯光映衬得像幽亮的河面。她为郎朗自豪，她特别愿意告诉别人，这位获大奖的男孩就是住在她们家里的那个中国男孩，她加重语气说是住在她们家里。她那一脸的得意与幸福表情就好象郎朗是她的儿子，至少郎朗的获奖为她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她为此有着足够的自豪与欢欣。

　　德国人尼曼娅以德国人的特点，把一个中国男孩子获奖的喜讯告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这些德国人与郎朗并不相干，但是，他们同样为这位中国男孩子祝贺。热心肠的尼曼娅还和丈夫开着车拉上郎朗父子到莱因河尽情游玩。她下到水里像个孩子般地嬉水，她的笑声震得河水发出金属般的音响。

　　多么令人难忘呵！莱因河在郎朗的眼里揉入了美妙的音乐，尼曼娅的笑声也揉入了美妙的音乐。郎朗是不会忘记埃特林根这个小城的，正如郎国任不会忘记一样。赵屏国老师呢？他很有头脑，也很有感觉，他将自己拍摄下的那盘录相带送给了郎朗，录相带写了一段殷殷赠言：

　　郎朗：1994年8月，是你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这里记录了你努力奋发、结出硕果最珍贵的镜头，也是我们师生共同努力以及情谊的珍贵纪念。祝你前程无量！

　　赵屏国

　　1996、1、12、

　　还有一盘带上赵老师这样写着：

　　送给郎朗留念。

　　1994、8、德国埃特林根之行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你却获得了一个光采的开头，你的老师为你贺彩，为你祝福。

　　赵屏国1996年元月12日

　　

　　那天晚上，郎朗父子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往家打电话报告喜讯。埃特林根与沈阳时差是8个小时。这边进入深夜，那边已经烈日当空。找不到周秀兰，就把电话打到了郎朗的叔叔家。也许是路途太远那边电话线路不清，也许是那边被郎朗获得的重大成功所震惊的不敢相信，反正那边反复问了几遍，像没听清也像不相信。郎朗的声音在深夜显得过于响亮，赵老师不得不提醒他小点声。

　　国内这边所有的亲属都被郎朗获国际大奖的喜讯惊动了。自打他们父子负债走出国门，人们就为他们爷俩捏着一把汗。郎朗的母亲周秀兰惦记着比赛情况，寝食不安。她算计着比赛的日程，她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抽签什么时候开始比赛，她一点消息得不到，心里七上八下。她像以往一样，自做了几个纸团抓阄。她在灯下紧张地打开纸团，她抓得是一等奖。儿子在国内得一等奖她已不再震惊，但是，到了国际上，那么多国家的好选手云集在一起，郎朗能获得第一吗？她不敢相信。星期天周秀兰来到婆婆家团聚，一大家子人谈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郎朗。婆婆说她昨晚做了两个奇怪的梦，记得清清楚楚，她感到很费解。第一个梦梦见了儿媳妇周秀兰，一见了她就管她要一顶帽子。那顶帽子金鳞金翅，价钱非常昂贵，儿媳拉着老太太在明光瓦亮的大商店的柜厨里指点着要这顶放着光的帽子；还有一个梦，是她在傍天亮时做的，把她吓醒了。什么梦呢？老人家梦见了儿子和孙子被人家用石头把脑袋打破了，包扎之后，鲜血又从纱布处洇出来，洇得一片红。老太太说完这两个梦时，就有人给破译，认为这是大吉的梦。儿媳妇要帽子，这一定是郎朗在国外为他们家争了一顶桂冠，这次郎朗肯定第一了；另一个梦是儿孙头上冒血，这岂不是红透顶吗？你的孙子肯定获得最高大奖了，你等着好消息吧！

　　老太太半信半疑时，德国那边就传来了喜讯，把个老太太乐得不得了。

　　郎家出人才了，沈阳出人才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埃特林根国际钢琴赛事中国都要派选手参加，差不多每次都有获奖者，但是，获得第一名的仅有郎朗，而能够同时获得“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的更是没有任何人。红透顶了，郎朗真的红透顶了！郎国任的钱没有白花，老太太的梦没有白作,郎朗在Ettlingen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赢得了国际评委们的衷心喜欢。评委们和郎朗合影留念，他们笑容满面，一个个显得那么慈祥，像喜欢自己的孙子一样把手疼爱地搭在这位中国少年的肩头。

　　郎朗站得笔挺，努力仰着头，却仍然显得太矮，脑袋刚刚能齐到人家的肩头，他无法掩饰这样一个现实：他还是个孩子。惟其如此，才更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外国评委青睐。一个前途无量的中国男孩。

　　面对巨大的荣誉，郎朗很会处理自己的表情。他神态自若，脸上的微笑是来自心底的，因此，看上去挺耐人琢磨。

　　四、在美国辉煌

　　1、这是梦吧2、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怎么亮得这般宽敞通透呢？窗帘挡不住热烈的光线，好像地底下也有光线射进屋子。这是自己的家吗？怎么像宾馆一样？白色的家具，白色的门，白色的雕刻花纹，简直就是白色的宫殿。在这片白色的迷惑中，郎国任醒来了，却依然迷惑。

　　住惯了狭窄的地方，却在这种光华宽敞的居室找不到安全感了；住惯了阴暗潮湿的地方，适应了任何脏兮兮墙壁的眼睛，却被这白玉般光洁的四壁弄得一片晕眩。4 6岁的郎国任可谓大半生时光已过，该吃的苦都吃到了，该遭的罪也都遭到了，只是他这辈子也没敢想他会到美国来安家落户。这是他的家吗？墙上明明白白挂着一联书法：“夜静见空色，身闲忘去留”，还有一幅山水中国画，是昨日他亲手镶嵌的。这一切都在向他印证房间的真实，可他总是怀疑靠不住。

　　他是个很现实的人，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传说，也从来不看这种没用的东西。但是，他此时真就陷入了童话感觉中。恍恍惚惚，让他无法心定。他就那么睁着两只大眼睛瞅着真实的美国的天棚愣神——

　　他的眼前顽固地出现了那个破旧的标准件四厂，那道破败的围墙，那个他天天必须准点赶到的脏乱的车工车间。墙壁跟工作服似的，油渍麻花，窗户的玻璃糊着一层无法擦洗的油腻，一眼看去，把天空都弄脏了。还有他的工具箱，他自制的每天插空练习运弓的二胡，他再干净，也逃不脱油腻的涂抹。还有那个铁嘴书记，他的鼻窝处积淀着灰垢，对他的超假批评：你咋不到扭腰(纽约)？怎么可能呢？那时候谁敢作这个梦？

　　或许是小工厂对他的命运影响太深了，他困在这里的年头太多了，他每每在遇到最好的事情时，总是心有余悸，总是要梦见自己又被送回到这里来了，继续穿上工作服，继续开动他那台破旧的车床。一张张熟悉的油黑的面孔笑着瞅他，好像在说，你这么能耐那么能耐，怎么到头来又回来了呢？而死要面子的他在梦中无能为力，既不能申辩也不能躲避，只有赶快醒来，逃回到现实。人家的梦都是美好的，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可他的梦却充满沮丧和苦涩，弄得他痛苦不已。也怪了，随着时境的好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种重复的梦——回到小工厂受到嘲笑，不断地追随着他，让他根本甩不掉。在美国呆了一年多以后，他还曾重复这种烦人的梦境。

　　郎朗醒了。平时，都是父亲比他先醒，先起来，为他打点早餐，做好了再喊醒郎朗。可这次他见父亲定定躺在那里瞅天棚愣神儿，便猜到了父亲此时的心情。

　　伴随着父亲一步步走过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沈阳到北京，家的变幻，真就像奇迹，一睁眼就变成了这么好，怎能不让老爸感慨万千？自从父亲住院做了手术，郎朗就发觉父亲真的有点跟过去不一样了，比过去反映迟钝了，也比过去变得更多愁善感了。儿子此时，完全能够体谅他的饱经忧患的父亲。于是，他不无感慨地说，爸，这怎么像作梦。

　　是呵，是像作梦。父子俩感慨着。

　　美国的第一个早晨，爷俩没有马上起床，而是以同样的姿势仰躺在床，就这么感慨着。感慨到最后，还是父亲回到主题，他对儿子说，还得好好弹琴呀！儿子表示赞同。一切梦，无论美好与否，概与儿子的弹琴密不可分了。

　　好好弹吧！弹好了就会赢来一切美好的。

　　早餐是不用做的，可以到学校吃。

　　“鲜牛奶、鲜橙汁、咖啡、点心，应有尽有，随便吃。美国条件太好了，天堂啊！”这是郎国任在1998年圣诞节时，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中的由衷感慨。他到了美国，一天到晚，只有感叹。没完没了的感叹。那么多的感叹竟找不到人倾诉，倒也真是够遗憾了。美国的天空像换了一块新的，美国的草地更是清新透亮，在美国每天洗脸，洗脸水都不脏，抹一把脸，光滑得与国内根本不同，擦什么高级化妆品也不会达到这种效果。

　　学校一年要为郎朗提供3万美元，其中包括健康保险、房租、生活费；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文化课学费全免。克蒂斯真够慷慨了，但，这只是对天才而言，一般的人是不可能享有这份待遇的。这对于一生奔波却没有脱贫的郎国任而言，到了美国，确实等于到了天堂。

　　克蒂斯音乐学院在美国可以算作历史悠久的院校了。校舍造型考究，属于欧洲古典风格，大约建于1726年。从建筑的整体风格到随便一处空间装饰，都能让你驻足：比如，一个精雕细镂的木制楼梯，一段走廊的空间，都能给你以历史文化的幽深感。学校的墙壁上到处都装饰着油画，这些油画快把学校点缀成了一座美术馆了。沈阳有一位朋友到美国考察，取道去了费城，到克蒂斯去看郎朗。他回来后感叹最多的就是那些挂在墙上的油画。他说大多是印象派的绘画，有莫奈的，还有塞尚等人的。他说全是原作，但我不信。

　　墙壁上除了油画之外，还挂有克蒂斯家族的资深画像，有一张老太太的面孔，其端庄与高贵给郎国任留下深刻印象。

　　这所学校共有120人，钢琴系学生20人。每人享有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郎朗最高兴的是自己拥有一台梦寐以求的斯坦威钢琴，摆放在属于自己的琴房里。当郎朗第一次被领进这座琴房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脚下踩着绵软的地毯，软得都不敢往里边迈步了。

　　琴房很宽敞，宽敞得能闲出一大块地方，有浪费之嫌。地毯图案十分精美，古色古香，还有古里古气的壁炉，壁炉两侧分别是两个爱奥尼浮雕半圆柱式，壁炉的上檐雕刻着一群人物，说不清是个什么高深的故事。四壁全是木板包装，配有白色的木制雕饰，墙上还有高贵的油画镶在木框内，使得这座房间更加富丽堂皇。再看棚顶的宗教题材的油画，那不是天堂是什么？

　　郎朗平时在最破旧的琴上都能弹上瘾，何况到了这种一流的梦幻般的环境，何不弹疯？

　　郎朗真的弹疯了。他除了上文化课之外，其它时间全用在练琴上。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练琴，每天都得练到深夜2 3点半。克蒂斯有校规，到了晚上2 3点时，校园里不得有任何人，看大门的工人负责清理滞留人员。到了这个时间，别的琴房的灯都关掉了，只有郎朗的琴房灯火通明琴声响亮。看门的人毫不客气地撵他。郎朗来了兴奋劲儿，不肯走，看大门的很是生气，第二天一状告到学校。校方出于对郎朗的爱护，劝他注意身体，别弹那么晚。可是，郎朗弹不够一定的量他是绝不肯走开的。结果，他一再超出规定的时间。后来，郎朗硬是把这位看门的人感动了，他说他在这里呆了好些年，还从未见到像郎朗这么刻苦发奋的学生。他破例允许郎朗留下，爱弹多久就弹多久。在整个学校，只有郎朗一人能享受这种待遇。郎朗简直弹疯了。9 7年9月份，他到克蒂斯刚上课时，协奏曲只能弹下来7首，而到了9 9年的1月份，他竟拿下了3 0首协奏曲。有一个礼拜，他居然弹下来了6首协奏曲，格拉夫曼惊呼郎朗创造了奇迹。郎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是天份，他背谱子太快了。只要能弹下来，他就能牢牢记住。

　　在他到克蒂斯不久时，殷承宗曾关心地问他正在弹什么曲子。他说弹德彪西24首前奏曲，还有拉赫玛尼诺夫的24首前奏曲，殷承宗感慨不已。这使郎朗格外兴奋。他还像小时候一样，越是有人夸奖，越是有人惊讶，他就越来疯劲儿。殷承宗老师的感慨给了他更大的鼓励，他比以前练得更猛了。

　　郎朗的拼劲儿与郎朗的聪明劲儿同时在征服格拉夫曼。这位7岁就考取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神童、这位当今美国著名的钢琴教育家教过许多成名的学生，但他头一次摸不清郎朗的吞吐量到底有多大。比如，他每次给郎朗上课，再难的曲子，他总是很快就能拿下来。给他的感觉总像是吃不饱似的。为此，他喜欢郎朗喜欢得不得了。他逢人便说招了一个天才的学生。

　　第一堂课令郎朗十分难忘。他没想到会在院长的办公室上课。院长的办公室很气派，钢琴无疑是最好的，还有最先进的音响设备。格拉夫曼穿着一件长袖白衬衫，袖口处的扣子系得一丝不拘。严谨的脖领处披垂下一条棕色花纹的领带，那种纹理与房间四周的棕色板壁很是和谐。加上那条得体的深蓝色的西服裤，看上去显得非常精干。他的头毛好像刚刚梳理过，苍白的鬓角处修剪得刷齐，透出一种施教的尊严。他的眼镜架是深棕色的，为他平添了几份威严。仅凭老师的这种装束，学生也足以感到了课堂的神圣。这使郎朗格外认真。

　　有一幅照片就是郎朗第一次上课时，郎国任抢拍下的。看他的眼睛，正在全神贯注地瞅着钢琴架上的乐谱，而格拉夫曼老先生正在认真地指点着。郎朗的那种过于专注而出现的目光就像战士瞄准靶子即将要进行突刺——刺！眼白的冷峻，凝固了整个画面。格拉夫曼身边站着一位女翻译。当时，郎朗还不能听懂老师的话，(尽管在国内休假的日子郎国任逼他看英语不许耽误一分一秒。)但是，他能分辨出老师对他的评价：“万德佛”，而不是“OK”和“SO-SO”。

　　格拉夫曼第一次给郎朗上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此之前，郎朗已经弹过这首曲子，弹过的曲子重新再上，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这使郎朗有了新的收获。他觉得在国内上“拉三”的课与在国外上是完全不同的。而能够得到格拉夫曼这种名家指点，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一个再有天赋的孩子如果在最有接受能力的年龄段上不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要有遗憾的，而郎国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绝不肯给儿子留下一丝一毫的遗憾。这既是他的精明所在，又是他的责任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郎朗如果不是郎国任这种说做就做，敢想敢干的父亲，而是一个思前想后、怕这怕那、犹柔寡断、患得患失的父亲，那么郎朗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出息。多多少少也得被耽误些。但是，郎朗一点也没被耽误。他到美国来的正是时候。所以，郎朗佩服他爸，所以，郎朗离不开他爸。

　　郎国任到美国来，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他不会外语，许多场合只能显得呆头呆脑。不过，每次格拉夫曼上课时，他都要跟着，就像在国内一样，每次爷俩一块一课，课后再一块研究探讨。郎国任在听格拉夫曼上课时，精神状态完全与平时不同。他的眼睛很亮，脑子也转得很快。他做笔记，他的笔记多多少少能对郎朗起到提醒或补充作用。

　　下课之后，格拉夫曼完全变成了一位慈祥的长者。他微笑着，就连衣服的皱褶都像温暖的笑纹。他换了衣服，也不再系领带，领口有个扣子没系，显得很是随意。他请朗家父子吃饭。

　　院长选了一家中国餐馆。他还多请了一个人，那就是翻译。郎朗说他是个好老头，一点脾气都没有。美国任何城市都不缺中国餐馆的。这家费城的中国餐馆在装修风格上刻意追求中国味儿，朱漆门框，墙上的镜框中镶着中国的山水画，有鸟有花，喜庆之意浅显而真诚。墙壁上还有着花里胡梢的龙的图案，这在国内饭店不多见，却在国外的中国餐馆成了必不可少的标志。在欧洲的中国餐馆不论大小，也都有这种龙的图案。大概就像肯德基总有一位拄棍带白帽子的老人塑像吧？

　　院长很爱吃中国菜。美国人恐怕很少有不爱吃中国菜的。只是他们不肯自己去学做中国菜而已，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把那么多的时间放到做顿吃的菜上，那简直太花不来了。

　　郎朗胃口很好，弹琴消耗太多，他吃起来很香。但郎国任却吃得十分斯文。他觉得自己到了这种场面得学习绅士状，他非常注意院长如何下手。爱面子的郎国任可不会让院长看露，被人家笑话的。他宁愿少吃，甚至不吃。

　　其实，院长在这方面是极其随和的，他绝不像上课时那么一丝不拘。美国人嘛，吃饭就是吃饭，他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会装假。他们要是让你了，你出于客气不吃，他就会以为你真的不爱吃。他们在这些小事上显得很傻，傻到了郎国任感到不可理解的程度，慢慢地，郎国任就理解了，就懂得了，就习惯了适应了。当然了，儿子要是高兴了，还会时不时地拿父亲的笑料开心：“你的’法则’在家吗？”“你的’妈则’在吗？”他学着父亲一本正经的口气，把绷着脸的郎国任逗笑了。

　　到美国的日子不多，郎国任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他对儿子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美国人讲究父子平等，不能打骂，所以，他对郎朗温和多了。人都是在变的，随着环境而改变自己。他变化的每一点，郎朗都看得格外真切。在国内时，妻子周秀兰一再提醒他得对儿子改变教育方法，不能总像对小孩子那样总是不给好脸，总那么横，郎朗毕竟长大了。但是，郎国任在国内时才不听这一套，该怎么凶，就怎么凶，娘俩再不满也只能背地里嘀咕。到了国外，不用别人说，他自己也醒悟了。何况中国有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在异国它乡，语言不通，朋友又找不到，孤家寡人的郎国任每天除了跟儿子说话之外，还能跟谁交流呢？

　　对了，还能往家里给妻子打电话。以往在北京或在外地比赛时，他很少往家打电话，即便打了，也与妻子很少说话，顶多以三言两语说出个大概，绝不罗索，更没有一点磨叽。而到了美国，他在电话中与妻子的话不

可以告诉我朗朗的艺术历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