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青岛老羊的文章《转着圈听音乐》 [复制链接]

之二

                      “修 路”
    早就慕名十几万一根线的发烧友，对那价值一辆汽车的音响线，心存好奇，它到底能发出什么各一路的声音，更是急欲一听为快。终于在于宁的引见下，我坐到了这套音响前。
    主人是国家干部，公务员，我在这里暂且称他为Y吧，Y热情地给我们斟茶续水，看来俗语说的“天下发烧友是一家，谁不接待谁犯法”，很有市场。
    来之前，我和宋志坚在路上议论，能花十几万更换音响线，Y一定很有钱，因为听音响毕竟不是生活必需，属于精神层面的享受，在咱们国家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好像有点奢侈的嫌疑。于宁听了很不高兴，说：“喜欢听音乐，是非常健康高雅的爱好，投多少钱也不多，这比那些把钱用来吃喝嫖赌，包二奶，不知高尚多少倍！”
    我不知道于宁是说人还是说事儿，想想他说的还挺在理。于宁对音乐的爱好，快超过他最擅长的篆刻了，有人批评他凭着“山东篆刻名家”的钱不挣，整天忽悠人欣赏什么音乐，有些不着边际，傻。对如此重大的人生观问题，特别是对已经年过半百的艺术家教诲生存价值观，我不敢置喙，何况，任何事儿利弊并存，塞翁失马，谁知是不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
    接触于宁时间长了，我觉得于宁有点像狂热的宗教徒，如果他认识的人不喜欢音乐，他就认为还陷在苦海里，置疑人们为什么不赶快走进音乐的幸福乐园，他必欲拯救而后快，古道热肠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甚至还指点代买器材，有点像教主布道。
    这时，宋志坚在旁边接话：“是啊，是啊，喜欢听音乐总比干些鸡鸣狗盗的营生强。”他好像意犹未尽，又说：“现在的国家干部，嗨，能不胡作索，就挺好。”
    国家干部Y的家里，是一套德国ELAC（意力）的箱子，落地的大箱子顶部有蘑菇状的高音喇叭，据Y介绍，“蘑菇”能360度放音。那款从美国买的汽车价连接线有三四指宽，白色，很薄，确像它的名称：“丝带”。
    坐在软沙发里，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迎面扑来，嘹亮的铜管响过，弦乐升起，小、中、大提琴前后左右层次分明，音色清澈，我眼前恍若闪着金子般的光辉。

    我问Y，为什么用那么高档的线材，你的所有器材加一块才几万，这搭配比例合适吗？我没好意思说，买一双鞋，鞋带比鞋还贵，是不是主次颠倒买椟还珠。
    Y说：“大哥，这你就不懂了。线的作用非常重要，我给你打个比方，听音响就像在路上跑车，汽车就是功放、碟机、音箱，而线材呢，就是汽车跑的路！你就是开一辆奔驰，遇到坑坑洼洼的破路，你根本跑不起来；我开一辆夏利，但是在高速公路上，速度一样会很快。你说是不是？”看来Y非常健谈，他挥着手，比划着，我们都笑了。别说，他这个比方，很形象，很有说服力。
    于宁直点头，好像和Y一唱一和：“说的对！是那么回事儿。汽车旧了、坏了可以换，实在不行买好车，那路呢？路可没法换。”
    “就是，就是，路是基础，只有先把基础建牢靠，才能谈在路上跑什么车。”Y又站起来，“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科学家最新的研究，线材在音响器材中占的比例，提高了不少，具体多少来？”Y歪头问于宁，于宁搓着手，说他也想不起来了。
    大家又听音乐。我有些心不在焉，总在想刚才讨论的“汽车”和“路”的问题，想到谢颐城那几块钱的线，那还叫“路”吗？可谢颐城的“汽车”，跑了八年了，并没有跑坏，连修过一次都没有，看来这比方不一定确切，起码有漏洞。

青岛的一帮发烧友  连载之三

                                            “百万器材”
    你听说过一套音响过百万的吗？我听说了，还去一睹芳容，并且抚摸过、品尝过了。
    我认识江伟刚时间不短可接触不多，当我听于宁说起江伟刚的音响器材值百万“天价”，把刚陷入发烧境地的我吓得差点跌了个跟头：那得是什么样的“天音”啊，一定要去听听！再说，小江能买得起一百万的器材，估计他的财产起码过了亿。青岛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些朋友平日不显山不露水，真有抻头啊！
    江伟刚清癯瘦弱，穿着肥大裤衩，走在大街上，谁也不会想到他是年纪轻轻的款爷。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外贸工作，后来辞职搞起了自己的公司，专做出口生意，还在下边建了厂。十几年了，他的生意蒸蒸日上，音乐发烧也坚持不辍，仅各种CD碟片，就购买了上万盘！上万盘啊，他买碟片那些年普遍价格贵，渠道少，一百三四很正常，就是平均一百吧，光碟片也得一百万。
    江伟刚有专门的视听室，宽阔的房间三分之一是舞台，其实所谓舞台就是把地板垒高20公分的样子，上面是大屏幕和一排排的音响设备，大约有十几件。两个巨大的美国“超奥”音箱，呈斜面矗立着，咄咄逼人。
    江伟刚请我们喝洋酒，人头马特级，往杯子里一倒，芳香四溢，连不喜欢喝酒的宋志坚也忍不住了，要了一杯啜饮起来。江伟刚从地上成堆的CD里拿起一盘，说：“咱先听个摇滚吧，听了一晚上的交响乐，换换胃口。”江伟刚和我们刚从青岛人民会堂出来，观赏了青岛市音乐节开幕式，我和宋志坚、张祚臣坐了他的巡洋舰越野窜回他的公司，意欲领教“百万”神威。这时候，江伟刚把一盘号称是英国的正宗摇滚放进了碟机，霎那间，惊天动地的巨浪汹涌而来，大楼似乎要坍塌，在强大的音乐伴奏中冒出沙哑的男声，气息犹在耳边。
    “求求你，小点声。”我一贯喜欢大音量的耳朵这时也受不了了，感觉有些胸闷脑涨。江伟刚赶快调低了音量。张祚臣提议听个小夜曲，说那样还能凉快点。江伟刚从满当当的CD架上翻找着，“莫扎特？舒伯特？要不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我们说随便，先换下摇滚再说。
    这天晚上出奇地闷，好像要下雨。天热，可能酒也热，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汗流浃背。江伟刚有点过意不去，不住地解释：“真不巧，空调坏了，没来得及修，委屈哥们了。”
开着窗也感觉不到丝毫的风，屋里还没有风扇，我觉得脸上的汗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真草鸡了，没办法，四个大男人只好脱了体恤，光着膀子，跟蒸着桑拿似地听着音乐。这个被汗水泡着的夜晚，后来果然下起了大雨暴雨，那种闷热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
    我问江伟刚为什么买这么贵的音响器材，江说，他在大学时就特别喜欢音乐，从口里省点菜票，全换成了录音带。参加工作后，特别是下海搞自己的企业后，有了发烧的条件，器材就一步步地升级。
    我说，拿一百万买器材，不少啊，你妻子没意见？
    “谁说我器材一百万？”江伟刚有些吃惊。
    “满青岛都知道，连我都听好几个人提起过。”宋志坚反驳似地说。
    江伟刚笑了：“典型的以讹传讹。可能他们把我买影视设备的钱，也算在音响里了。光音响就花一百万，确实挺吓人的，咱还不到那个级别，抖擞什么！”不知道是他怕“露富”还是谦虚，我有些糊涂了，难道别人是瞎传？
    江伟刚接着说：“我愿意听好器材，也不怕花钱，不过上百万，我觉得没必要。”
    我看到那个功放机很特别，有单人茶几那么大，像个厚厚的黑色大箱子，里面隐约透出红色灯光。我说，你们看，这个功放多像一堆焦炭压着燃烧的火苗。
    江伟刚说：“大哥，你过去摸摸它，看它有多热？”
    我慢慢凑过去，隔功放还有半米就感觉到热力扑面，我小心翼翼地用手背触了一下功放，十分烫手。
    江伟刚哈哈大笑：“你还真敢摸！这个功放功率太大了，有时候我们用它煮鸡蛋，生鸡蛋放上去，一会儿就熟了。”
    张祚臣问这个功放多少钱，江说也就20万吧。我和老宋不约而同交换了一下眼色，有了这个基数，再加上音箱、碟机、解码器，这套设备的价格我们就有数了。

（未完待续）

连载之四

                      “听 课”
      我在外听音乐最多的地方，就是于宁这里了，我觉着他的办公室就是古典音乐普及中心，他三句话不离本行，见面先把碟片放进机器里，随音乐潺潺流出的，还有于宁大片大把的关于音乐的知识和见解。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们虽然是来“听”的，但最后是“听音乐”还是“听课”，我都糊涂了。
      倒不是说于宁好为人师，可能是他积攒了太多关于音乐的话要说，不吐不快。10多年了，于宁在办书法篆刻班的同时，喜欢音乐的热情历久弥新。他是中国著名篆刻家苏白的关门弟子，能索到他的一方篆刻章，要很大的面子。按说于宁教授书法或为人篆刻留印，收入不薄，可他似乎“功夫在刻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只手拿着篆刻刀，一只手拿着CD唱片，乐此不疲。
      若干年前，他被日本有关方面邀请去讲书法篆刻，在那里挣的钱几乎全扔到音乐上去了，购碟片、音乐书籍不计代价，连带着引发他对音乐理论产生了兴趣，颇有深稽博考，研精钩深的劲头。古典音乐就像他掖在口袋里的宝贝，常忍不住拿出来示人。前年，是只活了35岁的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于宁邀请了一帮朋友在办公室开小型纪念会，大家听莫扎特的曲子，于宁穿插着介绍莫扎特生平、作品、特点和影响，《青岛广播电视报》用了两个整版，图文并茂报道了这次活动。于宁还在《音响世界》、《发烧友》等杂志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圈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俨然是青岛发烧界的领军人物。
      于宁的办公室不大，瘦长型，一套音响占据了房间最中心的位置，书橱里摆满了《西方音乐史》、《唱片圣经》、《古典作曲家》等音乐类书籍，办公桌的抽屉里，满当当地全是CD碟片，国外原版的居多。
      “你们对马勒的《大地之歌》怎么看？”于宁问。
      我惭愧地摇了摇头。
      于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碟：“这是个国外原版，马勒的交响组曲《大地之歌》，怪吧？封面上还有中国字。”于宁得意地笑了：“为什么？因为这是马勒根据中国唐朝诗人的诗歌改编的交响乐，里面的男、女高音在唱李白的诗歌。”
      我问是李白的哪首诗，马勒为什么写这个和中国有关的交响乐？一个德国佬能与中国古代诗人心有灵犀，很有意思。
      于宁说是李白的《悲歌行》，题目被马勒改成了《咏人世悲秋的饮酒歌》。马勒10岁时就举办过钢琴独奏音乐会，后来作曲、指挥，是世界级的音乐家。可能是李白慨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奉劝人们及时行乐借酒消愁，这种处世态度引起了马勒的共鸣。当时48岁的马勒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他4岁的女儿又不幸死了，马勒身心疲惫，到一个僻静的村庄暂住，这时他读到了德国作家翻译的中国唐诗，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忧郁悲壮的诗句使马勒心潮澎湃，面对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马勒觉得春去秋来，大自然永恒，人生如匆匆过客，他仿佛突然穿透时光，领悟了东方诗人的孤独和情怀，他夜不能寐，披衣坐起，挥泪谱写了《大地之歌》。马勒写完此曲后不久病故，直到死去三年后，他饱含深情的《大地之歌》才首演亮相。
      可能于宁介绍的挺有感情，我们几个人谁也没说话，屏声静气，只等着音箱里传出神秘的《大地之歌》。
      首先是雄浑而略尖的小号声，紧接着众多提琴压过来，凌厉，磅礴，动人心弦。突然一声高亢的男声，悠远，伤感，风一般刮来，我眼里突然涌上泪水，胳膊上簌簌地起了疙瘩，心抽紧，我恍惚看到一个中年男人，高举着酒杯，在空旷的山野里高唱：“喝吧！喝吧！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对月！”我已分不清那男人是马勒还是李白，抑或是我自己？
      说实话，后来我喜欢马勒，发疯似的找马勒的作品，与《大地之歌》的“处女听”有很大关系，当时于宁煽情的介绍，屋内精湛的音响，眼前悲壮的男声，令人难忘。
连载之五
争吵不休

      我和宋志坚经常争吵。他是资深发烧友，还是搞器乐出身的，“文革”时期是青岛市职工艺术团的单簧管吹奏员，还曾一度到过中央管弦乐团。他具备这么庞大的音乐实力，市一级、国家级的辉煌背景，足可以把只在童年时拉过几年二胡的我随意捏扁、压垮。毫无疑问，作为铁哥们，宋志坚也具有对我指手画脚的义务和权利。可我并不买帐，我行我素，你能“吹”，我搞新闻出身的更能“吹”！怎么了？
      买CD碟的时候，我如果手里拿着流行歌曲或者轻音乐、摇滚什么的，宋志坚一旦看见，脸上很不高兴：“买些那个干什么？你刚入门，先听正宗的，别走邪路！”
      我举起几盘《雕刻时光》系列：“巴赫！海顿！瓦格纳！”
      他探头看了看我篮子里的其他盘，警告似地说：“注意啊，除了古典音乐，其它的基本都是垃圾！”
      我不大服气，说就是听古典音乐也得偶尔调节调节，放松放松，买点轻音乐没错吧？
      宋志坚皱了皱眉：“把钱花在正地方，置点正经东西。”
      我真花钱买古典音乐了，他又在旁边感叹开了：“哎呀，你真有福，现在买碟片太便宜了！以前我买原版，拿起张盘就是一百多，花老了钱了。诺，现在倒好，老柴的《悲怆》、弦乐小夜曲，引进原版，3D录音，才*25块！”吓得我赶快打断他的话：“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便宜，不就是几毛钱的树脂片成本吗？”说实话，我怕旁边的售货员听到宋志坚“嫌便宜”的话，不给我们打折，那不吃亏了？你说你宋志坚也真是，哪有买货的嫌货便宜的？

      在音乐鉴赏上，他和我的观点也经常南辕北辙，就说评论的事吧，宋志坚坚持说没学过音乐的人，包括像我这样没科班玩乐器的人，基本上就没有资格评论音乐，为此，他还波及、株连了一些发烧友：“连五线谱都看不懂，还欣赏什么交响乐？听也是瞎听。”可能是心虚的原因，我听得心惊肉跳。
      宋志坚在家里放的是一张小提琴的碟，他一副B&W的落地音箱，音质清晰。可是这么美的音乐，竟然做了我们的争吵的背景。
      我心一惊，自然就跳出来反驳，说爱好什么不一定非具备什么资格，好比我在饭店里吃饭，对端上来的各种炒菜评头论足，不一定我非得是个厨师才有资格评论。
      “那是两回事儿，不能相提并论！”宋志坚很拗。
      我只好再举例子，图的是形象说明，争取一举击败他。我说：“球迷多吧？特别是足球，你也到现场去看过，看比赛看得不亦乐乎，难道你必须是足球运动员，或者曾经踢过球，才能当球迷？否则你说的话全是外行话？不一定吧？”
      “这里面有个技术性的问题，感情无法取代。”宋志坚说话不紧不慢：“我是去看过球，正因为我没踢过球，不懂球，所以我对球赛不敢妄加评论，评论也是胡乱评论。”
      “评论什么和评论错了，都不要紧，”我接着他的话头，继续讨论：“重要的是你完全可以做一个热爱球、评论球的球迷！谁能挡着你？除了你自己！这与欣赏音乐同理！”
      我突然抬高了声音，有些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样子，跟个盛气凌人的豆包似的。
      宋志坚不吱声，我连续发炮：“你以为评论球只能是足球运动员的权利？欣赏音乐只能是作曲家的权利？写美术评论只能是画家的权利？拉倒吧，你！”
      宋志坚脸涨红了，好像在喃喃自语：“我不跟你胡搅蛮缠，我不跟你胡搅蛮缠。”
      我进一步逼他：“我哪儿胡搅蛮缠？你以为我是强词夺理的主儿？你把我忽悠得发了烧，又给我浇冷水，说我在听音乐上胡乱跟风，我就那么虚荣？”
      宋志坚抬起头，说：“反正，你这个欣赏音乐，要实事求是，别不懂装懂。”
      我问他我怎么不懂装懂，宋志坚说：“就说现在咱听的巴赫小提琴无伴奏吧，你认为它哪儿好？得说出个子寅卯丑，别瞎咧咧。现在有些人，嗨，装腔作势人云亦云，就怕别人批评他不懂，提起个大师就说喜欢喜欢，弄得只要是个大师，没有他不喜欢的！”
      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小提琴，好像炫技般在跳跃，稍静下来听听，觉得声音有些单调，进不去。妈的，也许是心浮气躁的原因吧。
      我想起《皇帝的新衣》，还想起一个传闻，说一个烹饪大师用清水炖了一大锅白菜，宣扬白菜如何好吃，被邀请来的人不好意思不吃，吃了还赞不绝口，席间有人去打电话，看到烹饪大师在灶间里偷偷吃大鱼大肉。
      不知道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里，有没有表面上大谈特谈交响乐，私下里摇头晃脑欣赏流行歌曲的，宋志坚抨击和置疑的，是附庸风雅、超级作祟的虚荣心。
      我倒觉得，欣赏音乐完全是个人的事儿，并不是个什么行业，更没有什么利益之争，即便是不懂装懂附庸风雅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实际好处，虚荣挣不来钱，咱管那么多事儿干嘛，你能管了吗？我即便是和宋志坚吵下去，吵出个子寅卯丑，又有什么意思？
      我刚把想法说出来，宋志坚又不同意了，不说勃然大怒，也有点疾言厉色的样子：“别和稀泥，这可是原则问题！用知识来解释音乐，还是用灵魂来感受音乐，或者是用音乐来装点门面，差别很大。”
      完了，我知道我们争吵的题目又来了，这里面既简单又复杂，一言难尽。确如宋志坚所言，在音乐上，我可能缺失了许多东西。争吵的枪声已经响起，战斗正未有穷期。但是，我很自豪我有一颗愿意拥抱音乐的心，聆听着，幸福着，还需要说什么吗？

连载之六
你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你爱好音乐，你会拿出多大的房间来“发烧”？
      先说我自己，我们家的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是一台电视机，妻子陪着沙发把一天里的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它。至于我听心爱的音乐的场所，则在我单独居住的阁楼一隅，只占我全部居住面积的十分之一强。
      发烧友W（尊重他本人意见，我们姑隐其名，以W代之）则不然，他竟然把全家住房的绝大部分，拿出来听音乐！转到他家的时候，所见所闻，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W住在市北区，一座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老楼，上楼时我发现整个楼道堆积着杂物，脏糊糊的，我恍惚回到了贫穷落后的30年前。走进W的家门，过道很窄，我小心翼翼，怕碰着周围墙上的东西。这是个老式套二，没有厅。W把我们让进了他最大的一间屋，豁然开朗，屋里所有的家具、摆设都围绕着一套音响，比水管还粗的连接线触人眼球。
      W憨厚地笑着，让我们吃水果、喝茶，和我一起来的发烧友说别嚷嚷了，先听音乐吧！
      听门德尔松，听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大提琴协奏，声音清澈见底，圆润通透，找不到一丝一毫杂质。
      我以为很难挑剔了，不料，“听客”胡义明却提出了不同看法，说音响还有一定欠缺，雄浑度似乎不够，音场的震撼力稍逊。
      发烧友王义勇住的地方离W很近，由于来往频繁，他好像成了W的发烧技术顾问，我看到在听的间隙，王义勇经常站起来为W的机器做一些调试，他先是在两个动能调解器上做文章，同一盘《黑钢琴》，让我们在调解器的不同刻度上对比声音效果，后来他又把两个圣美力宽频钉前后左右变化位置，询问我们的听觉印象。王义勇忙的时候，不善言辞的W在边上感激地笑着。
      我问W，他置办这一套音响花了多少钱，W说不是一下子置办全的，十几年来，他对发烧器材陆陆续续改进、提升，加上买原版CD，统共花了有六、七万了。
      我吃了一惊。他一个工薪阶层，孩子上初中，妻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售货员，家里收入不高，W竟然拿六七万块钱来听音乐，这“烧”，是不是有些出格了？
      W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上学时听“半头砖”录音机，后来双喇叭，再后来搞组合音响，结婚以后攒了点钱，就朝发烧奔过去了，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我想把那根线再换换，得一千多。”W指了指音响后面，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问他花钱这么多，家里妻子孩子理解、支持吗？W挠挠头，说：“我不抽烟，不打牌，几乎不喝酒，穿衣服从不讲究，一年四季一套运动服，一穿就是好几年，把省下的钱全买了音响和碟片，听音乐多舒坦啊，这比干别的强吧？”
      “家里……”我继续追问。
      “俺老婆后来不管我了，说我就这么个嗜好，随他吧。”
      我们正说着话，W的孩子放学了，是个很清秀的小家伙，W挥挥手：“你到那间屋写作业吧！”
      我趁解手的功夫，观察了一下W另外几间，厨房不大，厕所更小。套二的另一间是W和妻子的卧室，只有六、七平方的样子，趴在桌子上写字的男孩见我进来，站起来，我说：“你住哪一间？”
      “你们听音乐那间。”孩子垂下头，性格似乎有些内向。
      “那里怎么住？”我觉得那间屋虽大，可那些音响设备，包括垫支架的大理石板，碟片架，还有为欣赏音乐留出的绝对空间，哪还有人睡觉的地方？
      “我在沙发后面搭地铺。”孩子怯生生地，不知是不是营养不足的原因，孩子的脸色有些苍白，我脑海闪过刚才在厨房看到的，一棵干瘪的大头菜，半截葱。我心里忽然非常难过，眼里涌上泪水。我们没有权利对下一代的幸福漠然处之。
      这时，W过来，“大哥，怎么了？过来咱听听库普兰的拨弦古钢琴，嗨，那声音！”
      坐在沙发里，我又仔细看了看这间被W精心改造的房间，大约20个平方，墙上是为了隔音、吸音而镶的的木板、木板条，天花板上悬挂着十几个草帽，据W介绍，这样能有效祛除浊波，滤掉杂噪音。看来，这个房间除了听音乐，干不了什么了，连孩子写作业也得跑爸爸妈妈屋里，睡觉呢，我回头看了看沙发后面，是一卷厚厚的被褥。
      眼前晃动着清脆的钢琴音符，我耳边却莫名其妙地响起了一个女人的歌声，那似乎是一首非常哀怨的歌曲：“你为了音乐的精致，忽略了多少温情；你追求声音的平衡，不怕失去家庭的平衡？啊，你这样做，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对不对……”
（连载之七）
                到即墨去


    到即墨去！到即墨去！这个念头经常刺挠我，原因是即墨有个发烧友，家里置了50多万的器材，据说声音美妙绝伦。我疑惑在即墨那个偏僻地方，文化肯定不怎么发达，怎么会出现这么高档的发烧友？他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家里是什么情况？老人、妻子和孩子理解、支持他发烧吗？平时他都和什么人交流？周围的老农民们也喜欢音乐吗？更主要的，我是想现场聆听那耗资巨大的音响，它会发出什么颜色的声音，这套设备会物有所值吗？
    肩荷着一大堆问号，我们搭乘着宋志坚的高尔夫车，兴冲冲向即墨奔去。我问起即墨发烧友的情况，于宁和胡义明就他们所了解的，分别给我答复。小胡和即墨发烧友最熟，交往多年。于宁也曾带领王义勇、小殷等人到即墨发烧友家里听过音乐，于是我就知道了即墨的发烧友的名字叫鞠显璋，今年35岁，他除了狂热喜欢音乐，还是老式唱片LP的狂热收藏者，目前家里已累计购买了十多万元的黑胶木唱片，从品种、数量、质量上，都应该属青岛翘楚吧。
    在我印象里即墨离青岛挺远，其实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在一座带院子的二层楼前，敲响了鞠显璋的门，我有些惊讶的是，鞠显璋很年轻帅气，身材高挑面目清秀，让人想起当下走红的韩国电影明星。
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鞠显璋领我们上了楼，左边是他和妻子的卧室，右边是专门用来听音乐的房间，很宽敞。在红木硬沙发上坐下，我恍惚觉得走进了音响店，面前是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机器，其中有功放、前级后级、碟机、电唱机、解码器，还有几件设备我叫不上名字。墙角闪着显示电压的红色数字，一会儿218一会儿219；面前两个丹麦名牌超大音箱“丹拿”，像双胞胎的施瓦辛格，气宇轩昂地站立两旁，腰上的高低音喇叭是绷紧的肌肉，随时准备吼出惊涛拍岸的声音。
    小鞠果然是收藏老唱片的专家，家里沿墙一排排的木箱子里，盛满了带封套的黑胶木唱片。瘦高的CD架上，几乎全是国外原版。我注意到带玻璃门的落地书橱，里面摆满了书，我大致浏览了一下书脊，主要是音乐类的，里面居然有《怎样作曲》、《和声学与对位法》，难道小鞠还研究作曲？
    “我建议你们还是先听听老唱片，”小鞠说：“为什么呢？因为CD在哪儿都可以听，LP可一般听不到，这东西退出市场有年数了。”
    “好！好！”大伙一致赞同。人无我有，这就是个性啊。
    鞠显璋很高兴，他蹲在一排排LP唱片前挑选着，“听勃拉姆斯？要不咱听拉赫玛尼诺夫弹奏拉赫玛尼诺夫吧，他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挺难得，这是1929年当时的录音。”
    钢琴声跳跃着涌来。可是很不幸，我听到了“兹、兹”的噪波，好像是汽车驶过硬砂土路面发出的声音，仔细观察，原来是电唱机唱头摩擦胶木唱片的杂音。高精度的机器，把微小的瑕疵也捕捉到了，纤毫不爽地传递过来。
    “这个杂音……”我有些吞吞吐吐，指了指电唱机。
    小鞠微微摇了摇头，说：“我知道，听老唱片，这个很自然。我已经习惯了，甚至觉得那兹兹声也很亲切。”
    这是什么逻辑？爱屋及乌，嗜痂之癖？听老唱片听的，竟然连它的缺点也爱上了？我不大服，碍于情面，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小鞠回答我之前歪头看了看于宁和胡义明，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于老师和胡老师他们知道，LP虽然淘汰了，但它的声音很温暖，有人情味儿，不像CD，冷冰冰的。再说，这个模拟录音和数码，也有差别。胡老师你说说。”
    胡义明忙摆手：“我不行，也说不到点子上。不过，小鞠说得有道理，老唱片有老唱片的味道，不可复制。”
    “而且老唱片已经成了文物级的收藏品了，特别是一些好的版本，非常珍贵，升值潜力很大。”宋志坚在旁边补充，鞠显璋温文尔雅地点头。
    于宁提议，再放一盘CD的钢琴，比较一下不同音源的效果。
    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那琴声清晰至极，山泉般流泻而下，我看见宋志坚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眼睛痴痴地盯着半空里莫须有的钢琴，好像陷入了梦魇。当琴声停住，宋志坚长叹：“啊呀呀，太美了！太美了！”
    胡义明在旁边笑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什么价码的器材！”
    宋志坚有些懵懵懂懂：“多少钱？这些机器多少钱？”他盯着主人鞠显璋，小鞠有些难为情，好像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这时于宁在旁边说：“我知道点情况，小鞠更新换代好几次，不断升级，目前这套器材，应该在五十万上下吧！”
    “值！绝对值！”宋志坚毫不犹豫，态度诚恳：“这机器好，可能在搭配上也下了功夫，非常到位，我觉得比江伟刚那一百万的还强，你花了他一半的钱，他的效果还不如你的！咱不是吹捧，这是我听到的发烧友里，效果最好的。”对轻易不表扬别人的宋志坚来说，这次竟然毫不吝啬地派发自己的赞美之辞，挺罕见。
    我们又听了交响乐，忽而石破天惊雷鸣电闪忽而雨过天晴潺潺溪鸣，那大块头音箱把我们摔打得忽而云山雾罩忽而神清气爽，嗨，这一趟即墨跑的，就和宋志坚评价小鞠器材一样，值啊！


（未完待续）

连载之八
                  

                  室雅何须大


王义勇的音响设备非常有特点：主件都很便宜，属低端产品，而附件却不一般，经过他十几年的捣饬，竟发出了非同寻常的声音。
他住在一座旧房子里，低矮、昏暗，进了门却别有洞天。王义勇和发烧友W一样，都把家里最大的一间用来听音乐，王义勇的不同在于同时可以看电视，中置音箱后置环绕正儿八经的家庭影院。
房间拾掇的铮明瓦亮，一如王义勇的银盘大脸。我和宋志坚、李磊坐在居中的沙发里，有些诚惶诚恐。面前的茶几一尘不染，视听设备光可鉴人，地下的各种接线有条不紊，墙角的粗线还享受着檀木支架。郑板桥老人家穿过三百年光阴，好像专为这里写下了“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诗句。

耳朵竖起来了，小提琴的靓声袅袅而来，饱满，晶莹，清澈，不由令人屏息静气。大鼓敲响的时候，低频声仿佛把空气搅得随鼓皮而微微波动，我清晰地听到了鼓槌摩擦鼓边鼓身的细节。的确，好的音响，让你感觉不到器材的存在，是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演奏。
“你这是602的箱子吗？”宋志坚非常疑惑。他和王义勇都是B&W的箱子，宋的是80系列，一万六，王的仅三千元。“音色确实好，看来你把这种箱子的效果，弄到了极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宋志坚感叹。
王义勇很高兴，好像别人在夸他的孩子，神采奕奕，挥着手：“是啊，其实我的功放、碟机也不贵，很普通，关键是附件到位，这也是我最拿人的地方。”我对王义勇说的“拿人”这个词儿印象很深，因为他在谈话中经常用到。
大概王义勇预料到我们会质询他这方面的问题，站起来介绍经验般滔滔不绝：“我从电源线开始，专门为音响拉了10平方三股合一海燕线。”他走到器材后面，“你看我这些插头、插座，全换了。后端尾插是美式，那些避震钉，全是顶级的，在青岛没有人比我用的更多。按说，我这个书架箱，低频容易下潜不足，高频也有局限，再说听音环境也一般，怎么办？诊治呗，调试呗，换线！加钉！”
宋志坚问：“有那么大的作用？”
王义勇说：“这个，不是我自己吹，确实管用，胡义明有体会，他说他的音响声音是‘靠王义勇的钉子垫起来的’，当然他有点夸张，晕我。于宁呢？他本来对附件不屑一顾，后来试验了好几次，现在他的功放、CD，全用钉垫起来了。于宁还专门在《音响论坛》发表了篇文章，写我的，叫什么？”他歪头问旁边的李磊。
“《小脚钉大作为》，于老师不光写你，他主要是谈了点提升音响质量的体会。”李磊说。

宋志坚有点小心翼翼地问：“那么，你倒腾增加这些附件，一共花了多少钱？”
王义勇说：“线材最贵，匡算一下，过万了。当然，里面还有二手的，不然花钱更多。”
宋志坚嘶嘶拉拉：“这样，不颠倒主次？”
“不是那回事儿！”王义勇说，“别人都以为附件不重要，我不那么想。我觉得，要发挥音响器材的潜力，不憋屈了它们，电源、避震是基础，以后升级都顺茬。”
李磊说：“是啊，怪不得人家都叫你‘附件王’，看来真在附件上下了功夫了。在你这里的听音乐，声音几乎无可挑剔！”
王义勇有点沾沾自喜：“那是。我从1992年开始发烧，还自己组装过箱子，97年调整到这套设备，十年了，一门心思弄附件，你们听了，现在我的音响怎么样？不是吹，平衡！动态足！音场阔！”
我故意调侃：“你这不是四两拨千斤，化腐朽为神奇嘛！”还没等他回答，我又说：“看来，给你一个支点，你能撬动整个地球！”
“哪里哪里！不敢不敢！”踌躇满志的王义勇嘴上谦让着，脸上却掩饰不住绽开的笑容，好像恣地不行了，“不过，说真的，我干什么事儿特别认真，从小就这样，非比别人弄出个花来，不比别人高出个尖不行。”
他说起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年学校考体育，比跳远，他成绩很一般，“乙”级。看别的同学有的是“甲”，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赶超。于是，放学的路上，他瞅空就跑几步，摆臂、跺脚、腾空。晚上吃饭时候，心不在焉，一门心思琢磨怎么助跑怎么加速。星期天别人都去玩了，他跑到体育场，一练大半天。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风雨无阻心无旁骛，最后练的，竟然能体会到起跳时第几个脚指头用多大的力量，空中怎样提腰收腹腿前伸，最大限度地减少空气阻力。一次在学校课间操时，他小试锋芒，同学们望着他跳出的距离，都惊呆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年年底，学校突然宣布，体育考试不考跳远了，改为扔铅球！他前功尽弃。
王义勇很有自嘲精神：“妈的，我要是继续练下去，非打破青岛市跳远记录不可！完了，一个体育明星陨落了！”
我们哈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连载之九
“腕级人物”


张维国是个重量级的人物。我信笔写的《转着圈听音乐》在青岛新闻网《人文良友》社区贴出后，新闻界一个哥们给我打电话，说你写青岛发烧界，绝对要写张维国，我们的节目曾专门采访过他，他应该是青岛发烧界的专家、前辈。甭说你，就是国家出面写音响和音乐，他也是个绕不过去的人。
我不太信：“有那么厉害？吹吧？”
“嗨，我们是新闻专访，不是小说创作！你去采访采访就知道了。张教授曾经是全国音响器材大赛的评委，在圈内声名显赫。”我那记者哥们有些急了。
我说：“真这样，我倒想听听这位专家的音响器材，开开耳朵。”
“我给你联系。放心，张教授人很好，他做人处事很低调，连说话也那么沉稳。拿你们文学语言来说，轻狂、张扬、喧嚣，那些词汇与他根本不沾边。”
放下电话，我到网上搜了一下，吃了一惊：“张维国，青岛大学教授，从事力学、振动、噪声控制、电声等方面教学和科研工作。近20年来，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青岛等地各种音响技术杂志上，发表电声、音响、室内声学、音乐等方面的论文或文章近300篇，出版专著多部，有《高保真视听器材选购指南》（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74万9千字），《音响技术与音乐欣赏》（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8年9月第二次印刷，102万1千字），《高保真放大器与音箱制作精选》（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年出版，67万8千字），《工程力学》等书……”
我的妈呀，一本《音响技术与音乐欣赏》竟然就102万多字！我们平时写个千把字，还跟个事儿似的，如果周围有作家朋友写出了超过3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家都会向他祝贺，作家本人也很自然地挺胸凸肚趾高气扬，可人家，那是多厚的书啊，而且是技术专著，不是虚构编故事，更不是信口开河，人家那是硬通货。咱，真是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啊！
我叫上于宁，急匆匆赶到了张维国老师家。


张维国教授中等身材，面目清癯，目光炯炯，口音里有明显的招远腔。
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已经退休在家的张教授提前预热上了听音乐的胆机。给我们倒上茶，张教授问我们听什么。我说，还是先聊聊吧，张老是摆弄器材的专家，我们不敢班门弄斧。
我问起张老师的经历。他1938年出生在山东招远，1958年考入西安交大，虽然学的是理科，可喜欢音乐的他常常抽空溜到不远处的西安音乐学院，去听那里举办的师生音乐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招远金矿工作，直到1979年，他才从招远考入青岛大学当老师。
茶几上是三本16开的厚书，很沉。我翻了一下，里面介绍放大器、高保真音箱，谈电子分频前级后级，谐波失真，瞬态响应等等，光目录就七页，我头一下大了。拿起另一本，声学基础听觉特性，室内声学音质设计……眼还是花。直到“音乐流派与作曲家”那一章，我才终于找到几个熟悉的大师名字。绕不过去，我只好往简单的问题上绕，我问张老师，作为一个“老烧友”，他对青岛的发烧现状怎么看？
“青岛？可以说很差。”张老说话虽然慢条斯理，但开门见山一箭封喉。“青岛的音响店非常萧条，国外名牌音响专卖几乎都走了，不用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那些城市，就是一些小地方，例如宁波、扬州、镇江，咱也比人家差远了。”
好像是为了举证，张老接着说：“我经常为一些音响杂志答复读者来信，全国各地的来信都有，南方城市的居多，青岛的呢？凤毛麟角。我想为家乡的人尽力，可帮不上忙啊！”他兀自笑了起来，很和蔼。
我有些含含糊糊：“可是，青岛喜欢音乐的人并不少啊。”我迅速在脑海里搜罗有关的数据。
张教授笑着说：“器材卖不动，本身就证明发烧的人少。前年国庆节我到雅泰电器，里面的人摩肩接踵，对面的神威音响呢，门可罗雀！我到神威里转了转，咱青岛这个最大的音响店已经开始卖酒了，小糊涂仙。郭老板说，没办法，就靠卖酒支撑着。你说这是什么事儿！”
于宁有些底气不足似地说：“不过，十多年之前挺好的，那时候咱青岛有好多家音响专卖店，你像世博、通力、星光，还有国威、超音波……”
“对，昨日黄花嘛。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张老笑吟吟地，摆了摆手，好像宠辱不惊，并没有愤世嫉俗。“你说现在还剩下几家？屈指可数，惨淡经营。”
我想起神威以前的业务主管韩毅，不久前在大成路北头靠近延吉路的地方开了家“韵声”音响店，按说地角不错，发烧器材也物美价廉，但就是卖不动，“韵声”的利润主要来自给恋歌房、夜总会配音响。也许爱好音乐的人生活比较清苦吧。
张老谈兴很浓：“去年有一家报社记者来采访我，问为什么听音响的人越来越少，我总结了一下说，可能以前人们穷，文化生活单调，听音乐就是享受了，能有一套好音响呢，是高级享受。现在，人们生活好了，面前的诱惑也多了，买房子，买汽车，家庭影院，追求物质享受。说实话，音乐毕竟是偏重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买了汽车可以开着炫耀，听音乐你炫耀什么？声音也看不见。”
我还想到了无处不在的数码产品，电脑网络手机，年轻人挂在耳朵上的随身听，以前是MP3，现在到MP4了吧。网吧里灯火通明玩电子游戏彻夜不归。火得一塌糊涂蜂拥而上的股市，有钱人炒股票，还有人买字画存古玩。发烧界人气分流。消费，愈来愈呈多元化。大势所趋，时代必然啊！我们这些抱着CD不放的老家伙，会不会成为九斤老太呢？

我正在出神，张老又发感慨：“唉！以前咱青岛出过多少人才！吕思清，窦君怡，世界级的！现在呢？可能我不会上网，了解信息有限，反正青岛每况愈下。一个缺少音乐氛围的地方，文化层次也高不到哪儿去！”
我不知如何接话，愣怔着，这时屋里的电话座机响了，张教授过去接，说了几句，歪头向我们说：“是在美国的女儿打来的。你们先喝茶。”我赶忙摆手，让他不要管我们。张教授在电话里和女儿兴高采烈地说着，好像是外甥女学钢琴的事儿。
于宁翻开一本《实用影音技术》杂志，示意我看其中的一篇文章：《能把音乐厅搬回家吗？》，作者张维国。文章写道：“我这四十多年的音响追求，其目的是为了听音乐，听更好的音乐。中国音乐的不发达，注定听音乐的方式是以音响手段为主。音乐重放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接近甚至等同于现场演出，理想的听音室应该达到音乐厅现场演出效果，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能把音乐厅摆回家吗？怎么样搬回家……”这期杂志还为张老的文章编发了编者按，提倡踊跃讨论。
“我现在非常喜欢摄影。”张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摞放大的彩色照片。我和于宁一人接过一些，照片非常清晰，有风景，有人物。到底是教授，学什么像什么，这些照片构图精巧、奇特，让人爱不释手。
张老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如何凌晨起床拍日出，抗着架子上山找角度，拍了好多天。
欣赏完照片，我们准备听音乐。
张老的听音室不愧是专家级的，长、宽、高比例合适，屋顶和墙壁都做了吸音处理，四块中间镶纯毛布的隔音板立在两边，环境无可挑剔。可是，CD刚一放音，竟然出现了“吱吱”的杂声，张老解释说，他这套音响十几年了，旋钮开关坏了，还没顾上修。
我啧啧有声：“想不到，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专家家里，机器还有毛病。”
于宁马上息事宁人：“张老嘛，已经过了弄硬件的阶段，他原来是既欣赏音乐，也研究音乐的载体，尽量把电子和艺术有机结合起来，现在张老年龄大了，更注重内容，其他退后。是不是张老？”
张老一言不发，眼睛盯着正前方，老柴的《悲怆》缕缕飘来。
我们捧着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很快沉浸在柔美的旋律中。

连载之十
滋润灵魂


著名画家、雕塑家徐立忠和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创作雕塑《秋色》时，耳边始终萦绕着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哀怨，荒凉，厚厚的石膏板上，那几片落叶凝固了，像空中飘动的音符，欲唱又止，余音袅袅。
油画《安魂曲》更是如此，那么多的古典音乐飘飘洒洒，带着宗教的庄严和神圣，在徐立忠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副震撼人心的画面诞生了：一个裸体的男子，头低垂，在忧伤地拉着大提琴，他在向谁倾诉？泪水融雪，琴声穿过画布直逼而来……
在于宁的书法办公室里，我和徐立忠老师交谈着。音响里传出叮咚的钢琴，淙淙如泉，好似为我们的谈话设置了柔和的背景。
我们谈音乐，说发烧，还说起《转着圈听音乐》的帖子，徐老说他在网上从头至尾都读了，他惊讶青岛有那么多人喜欢音乐，点击率过万，好几百回帖。徐老说他也认真地回过几次贴。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徐老答：“是音乐本身的魅力吧？我从小愿意读书，看《约翰·克利斯朵夫》，竟然能看好几遍！对音乐家贝多芬充满了敬仰。巧的是，几十年后，我又负责为青岛音乐广场雕塑贝多芬的头像，这不是缘分吗？”

满腹诗书的徐立忠很健谈。他曾在24年前为青岛工人文化宫的《每周一讲》主讲第一讲：《美与生活》，到第1000讲时，跨过漫长岁月的徐立忠又应邀去讲《美与时代－—我在对美追求中的感悟》一课。其中，绘画和音乐，是徐老授课的重要内容。
我们浸泡在美妙的声音里，话题自然离不开音乐。
“我觉得，音乐和美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徐立忠老师看到我在记录，也许说话便有一些书面的严谨，他思考着，回忆着。“我记得上初一时，我的班主任郝保真老师曾用音乐的语言形容美术作品，说《金蛇狂舞》这曲子中的笛子独奏像钢笔画流畅的线条。你看，他竟然把声音、色彩，旋律、构图，表述得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啊。”
狭窄的办公室里，我们几个人围徐老而坐。徐老不疾不徐，娓娓而谈。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不一定非要会演奏乐器，但你一定要懂点音乐。在艺术家的素养构架里，音乐元素绝不可少。有人说艺术创作是飞翔，绘画和音乐就是一对翅膀。韩美林说，画家要‘脚踏文学，头顶音乐’，看来他对音乐也非常看重。科学家钱学森也非常喜欢音乐，他说音乐是人的‘生理需求，精神宣泄’。喏，把音乐说得有生命和哲学的意味。”
我有些唐突地问，徐老师你会演奏什么乐器？徐老师说，他小时候拉过小提琴、手风琴、二胡，还吹过笛子、箫、口琴，也弹过钢琴、扬琴。
他竟然会这么多乐器，我有些吃惊。徐老有些自嘲似地说：“嗨，我虽然会摆弄那些乐器，但基本是半调子，除了在厂里参加过文艺会演，没上过什么大台面。不过，我最得意的是亲手做过小提琴，好几把。你知道做琴弓要用马尾，可马尾有一段不能用，上面有倒刺。这个，你不亲手做，根本不会知道。”

今年66岁的徐立忠，命运坎坷，饱经沧桑。拿诗人的话说，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满怀理想和热情，追求美、创造美，想不到，黑夜又向他玩了个黑色幽默，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岁月。
“在我极度无奈，百般沉沦的时候，是音乐融化了我心中的冰。”徐立忠幽幽谓叹，他说起了30多年前的往事。
各位看官，为了叙述凝练，我还是摘录他1995年11月22日写的一篇文章吧，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如歌的行板》。徐立忠写道：
“1971年冬天，我被非法关押在‘牛棚’一年另八个月之后回到家里，第三天就因病不能上班了。我的心灵被摧残和蹂躏得满是流血的伤痕，我希望闭上眼睛堵上耳朵，在宁静的黑夜中，使我心灵的创伤愈合。一天天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心中流血的伤口愈合了，结了厚厚的痂。我的心灵荒芜了。我对一切都木然，没有激动，也没有欢愉。
“就在这时，邻院的张健大哥来看我，试探着鼓励我重新拿起画笔作画。我苦笑着拒绝了：如果我不能画我喜爱的画，倒不如不画心里平静。张健大哥脸上闪过一丝苦涩的笑。他不愿看到我的心灵就此荒芜，自此几乎每天都来我家坐坐，我们从不谈画，这也是我讳避的缘故，张健大哥似乎也怕由此触痛我心灵的创伤。我们只谈音乐。柏辽兹、萧斯塔柯维奇、柴可夫斯基、巴赫、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萧邦……凡是能从记忆里找到的音乐家和乐曲都搜寻出来，掸掸文化大革命劫难的灰尘，在清谈中擦拭出他们昔日的光亮。清谈音乐和音乐家成为我们最快乐的事。它像雨水使我荒芜已久的心灵又泛起新绿。”
原谅我引用这么多的文字，因为我觉得徐老师的文章，情深意切，令人动容。
“一天，张健大哥又来我家小坐，谈起了柴可夫斯基。我记起了上中学时，赫保真老师在给我们讲柴可夫斯基和他的作品时，曾说过：‘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吸收了俄罗斯民歌的营养，俄国民歌悲怆的旋律对柴可夫斯基影响甚大。’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突然涌起想再听听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渴望。在那时这种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把这些人类的文化精华，都称之为‘四旧’，用‘革命’的铁扫帚横扫得一干二净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能再听听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该多啊！’
“张健大哥听到我的话，也陷入了默默无语的沉思，直到香烟快燃到手指时，他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自此近一星期张健大哥没到我家来聊天，我有些想念他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家看一本破旧不堪的《古文观止》。突然，张健大哥来找我，眼睛亮亮的很兴奋，颇有些神秘的告诉我：‘我弄到老柴一张密纹唱片《如歌的行板》，到我家去听听？’
“我听到这消息高兴得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当即就到他家去了。
“他家临街的窗挂上了厚重的窗帘，电唱机放在五斗橱上……不一会，柴可夫斯基那熟悉的乐曲就像从另外一个历史空间传了过来。大家都仿佛停止了呼吸，只有那如泣如诉的乐曲在屋里回荡着，悲怆充满了这挂着厚重窗帘的小屋。
“唱片在缓缓地转着，悲怆的歌在回荡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雕塑家夏达尔的作品：一位白大理石雕刻的青年女子，镶嵌在磨光的黑大理石板上。她正在缓缓地向永恒的黑暗走去，突然停下来，回首向人间投下了永别的一瞥。目光中充满了悲怆的留恋和爱。乐曲的余音在屋里回绕着消失了，她也仿佛走进了黑色碑石那永恒的黑暗中……
“在这如歌的行板中，文化大革命的惊慌，恐惧和心灵的悲哀、绝望都溶解在乐曲的悲怆中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美丽战胜了荒芜心灵的苍白……”
面对以上的文字，你能删得动吗？忍心删吗？我宁愿冒“省事”的嫌疑，大段照搬。

夕阳把玻璃涂上了斑斓的红，于宁办公室的灯坏了，室内有些昏暗。一把胡子老陶在咔咔地为徐立忠老师拍照。音乐还在潺潺地流淌，徐老说完伤心往事，屋里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青岛电视台编导王源青提议，再听听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感受一下徐老师当年的心情。于宁说好，转身在抽屉里翻找最好的演奏版本。
我问徐老，您那么喜欢古典音乐，都是国外的，难道中国就没有伟大的作曲家？
徐老毫不犹豫：“没有！”然后他谈起欧洲，特别是德国，涌现了那么多的世界级的作曲家、演奏家，谈到了有关国家体制国民经济公民素质艺术氛围等等。他还谈起中国目前著名的作曲家谭盾等人，他们毕竟生活的时代与环境离古典大师的距离太远，不可能产生古典大师那样的作品。
宋志坚插话，说前不久青岛人梁克刚在北京策划了个《当代艺术青岛梦》画展，很轰动，中国美术界的著名评论家栗宪庭专门写了序言，里面几次提到了徐立忠。
“看来你是青岛青年美术界的‘教父’了！”宋志坚打趣似地说道。
“千万别这么说，”徐立忠摆了摆手。“咱们不是在谈音乐吗？北京的画展，咱专门找时间谈。”

（未完待续）

文章写得很真挚。

让孩子睡在听音室里？
不可想象，放音二小时后，那里面比严重工业污染差不了多少。
发烧友这点可怜、可恨的所谓爱好！

顶楼主！！！

看起来很真实，顶下再看。。

不错，感人

难能可贵.顶!

国交原首席小号徐东晓在青岛交响乐团组织的不错鼎。

零散手记



转着圈听音乐，认识了禀性各异的发烧友，接触了形态各异的发烧器材，所见所闻，对我这个刚入门的新手，思路大开，裨益多多。

我发现，烧友们大都对自己的器材情有独钟，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自己的器材听得时间长了，顺了耳朵，心理上有一定的排他性；二是在组合搭配、选用附件上，过分相信自己，以为自己虽然花钱不多，但通过巧妙组合，点铁成金以一当十甚至化腐朽为神奇。

说到底，这还是个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从主观上说，人很容易对和自己相依相伴的器材有感情，渗入偏爱成分，这也是人之常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孩子都是自己的好，明显的敝帚自珍情结。

从客观上来说，鉴定音响也是个弹性比较大的事儿，你说音色饱满，怎么个饱满法，不像加工车床零件，拿游标卡尺一量，尺寸可以精确到微毫。这也不是谈论体育比赛，谁跑多少分多少秒，投掷扔了多远，是不是打破了什么记录，田径场上一比，谁也糊弄不了谁。可音响呢，那些表达声音的词汇，诸如“宏阔”、“狭窄”、“清亮”、“浑浊”、“厚度”、“滑润”等等，除了极少数有条件可以用客观的物理测试手段外，绝大多数的听音评价标准是建立在经验和心理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火候很难掌握。的确，全靠听觉的事儿，给自吹自擂，也给判罚高下优劣的尺度，留下了浮动的空间。



发烧友大都有“耳洁”癖，为了提升哪怕一丝一毫的听觉质量，换机调线，加配件，挪方位，花钱受累，在所不辞。他们凑到一起，议论的几乎全是器材，谁谁的器材又升级了，谁谁把某个管、某个件换了。说到声音效果，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如果两个素不相识的发烧友见面了，毫无疑问，他们首先要问对方使用的器材，“什么箱子？”“功放是哪个牌子？”好像是地下党的接头暗号，或是战场上的盟军亮出部队番号，或是询问你使用的武器，又像是互相亮出身份证。话不在多，只几句，真假发烧，立马现形。甚至你的经济能力如何，品味怎样，不动声色的“推手”下来，双方心里便有了大概齐。

其实这也符合发烧友的交谈习惯，只有先了解了对方的器材，双方才有继续说下去的基础。如果使用的是同一个牌子，马上就有遇到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



自从爱上发烧以后，我看电视的时间明显少了，听音乐的时间大幅上升。有时候竟然能月半载的忘了开电视，不以为异。可只要几天不听音乐，就觉得少了什么，怅然若失。分析一下，实属正常。你想想，电视节目都是国家控制的媒体机器，所有播出节目必须通过一级级严格的审察，里面充满政治灌注和政策教化，再受记者编辑的素质水平所限，加上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广告，你能看到什么精彩的东西呢？而音乐则不同了，你放进碟机的，是你自己挑选的中意的内容，无论是器乐还是人声，抑或是交响乐或民歌，特别是经过几百年淘汰筛选留下来的古典音乐，如永恒的星星悬挂在夜空，从音箱里传出的，当然是期待的惬意和享受。何况，音乐偏重精神内涵层面，“味道”更足一些。听觉，通过耳朵输入心灵，唤起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使人神游物外，失魂落魄。



我对古典音乐大师的创作功力，除了顶礼膜拜，还有些疑惑。几十分钟的交响乐，那么庞大的乐器演奏阵容，弦乐、管乐、打击乐，高音、低音、伴奏音，它们如何在作曲家的脑子里、指尖下，涌现出主题深刻厚重、旋律跌宕起伏、结构严谨灵动、乐思和谐流畅、妙不可言美轮美奂的完美声音，有些不可思议。那些复杂交织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此起彼伏的铜管、木管，甚至在演奏10分钟后出现的一声打击乐，半小时后轻微叹息的沙锤，密集或分散的鼓声，都那么和谐，恰到好处，与整部作品不可或缺严丝合缝。

高度的智慧！无以复加的高难度动作！我想，因为音乐是与灵魂沟通的，它里面必须有作者充沛的激情、心灵的颤抖，又因为交响乐是有机的整体，须要求作者具备冷静的理性和娴熟的技巧，像一个职业围棋九段，从第一个落子，已经设想预见演绎了几百手的走法和变化。如果不是天才，谁能望其项背！

听古典音乐多了，不由觉出了流行音乐的“俗”。那些小乐队，电声，合成器，那些歌曲，什么蝴蝶飞，不论是缠缠绵绵或声嘶力竭，好像些鸡毛蒜皮，雕虫小技，里面的“人味”很淡，更谈不上心血的彭湃力量。



转着圈听音乐，走了许多地方，可感觉最好的地方，还是在自己的家里。这与音响器材无关，与环境的亲近疏远无关。我想，听音乐本身最需要心无旁骛，有一个宁静的氛围使心神投入，“人音合一”。而人一多，特别是一说话、交谈，环境必然嘈杂，“魂”很难沉进音乐里，“感受”受到损伤。

在自己家里，没人打搅你，你也不必忙活着给别人倒茶添水。听音乐兴之所致，尽可以手舞足蹈，无可顾忌。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音响前，几个小时很快就滑过去了，你被美妙的声音浸泡着，酥软了，融化了……

可能是心绪伤感，再加上寂寥的环境，当我听《阿姐鼓》时，竟然觉得里面的低音鼓敲得人心发颤。其中的《拉萨谣》，藏民的合唱柔柔扑面而来，一股感动从心往外涌，情不自禁，泪水滴落。清纯无比的人声，是神的抚摸？是大自然的恩赐？莫名的酸楚、温暖、惆怅，无以言说。《黄孩子》的歌词统共没几句，曲调哀怨动人：“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的目光，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 朱哲琴富有磁性的声音如雨随风，丝丝渗人心底，捶打听者神经。我觉得，那些声音已经流进了血液里，带着炫目的殷红。

可能期望值太高了，发现有朱哲琴和何训田的新作《七日谈》上市，尽管70元的价位有点高，还是毫不犹豫兴冲冲地把它买了下来。这盘CD的封面和封底，写满了著名评论家的赞美之词，什么“天籁再现”，“本年度华人音乐界最重量级作品”，“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唱片”云云。我虔敬地把CD放进碟机，不知是不是心情不同，听的时候没了《阿姐鼓》的那种感动，却觉得何训田＋朱哲琴这所谓成功的“绝配组合”，只是在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炫耀技巧，可能他们太过于讲究诡异奇峻，讲究所谓的个性，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底蕴，把质朴的感受涂抹得光怪陆离。

《阿姐鼓》是他们的处女作，也许是他们沉淀多年的厚积而发，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震颤；《七日谈》呢？同样是“十年磨一剑”，这剑却锈钝；同样是低音鼓，这鼓却成了点缀或标志性的“虎皮”。好像作者、演唱者为了证明什么而拼凑、舞划，我脑海里出现的词汇竟然是“狗尾续貂”和“佛头着粪”。这，也太有愧于“绝配组合”了吧？也许我感受错误，反正，我不喜欢。





（未完待续）

走出误区



先给各位简要介绍一下被采访的主人翁：连新国，1955年11月出生于青岛，15岁考进青岛文工团。大专毕业，在读研究生，国家一级导演，作曲家，青岛市劳动模范，山东省“富民兴鲁”奖章获得者。现任青岛市歌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采访地点：青岛市歌舞剧院院长室。

时间：2007年12月14日上午。



记者（以下简称记）：连院长，咱们虽然接触不多，但认识也好多年了。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吧。问一下，你是发烧友吧？

连新国（以下简称连）：有点惭愧地说，我不是。在我的印象里，发烧友对音乐器材很讲究，可我家里只有很一般的组合音响，按你们发烧友的说法，组合音响是垃圾，（笑，）垃圾就垃圾吧，谁叫咱没钱哪！

记：别怕，我们不跟你借钱。再说，发烧友也不一定非得有钱啊。

连：是，是。我们歌舞剧院就有不少发烧友，从事文艺工作，跟音乐结缘。我经常接到邀请，去给人家讲音乐。去年在市委党校，下边全是各级领导，开头我就说，我站在音乐这贫穷而高雅的舞台上……



（这时有人敲门，进来找连新国签字，连新国接过一摞表格，看了看，小声说：“跟他们商量商量，再便宜点。”来人说：“叨叨了好多次了，人家已经很照顾咱了。”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连新国边提电话边向来人说：“你先回去吧，过一会儿，咱和团长再碰碰。”看来电话是文化局打来的，他们在谈演出的事儿，连新国的大嗓门在说着什么什么节目。他一放下电话，我赶快发问。）

记：作为青岛市音乐家协会的主席，你对青岛的发烧界怎么看？

连：我很尊敬发烧友，他们对欣赏音乐的执着，或者说精益求精吧，令人钦佩。不过，我必须指出，许多人虽然喜欢音乐，但并不懂音乐。举个例子，（连新国站起来，哼唱：）当－―当――当……这是贝多芬的《命运》，有人就演绎了，说是命运在敲门，你在门外敲，（他改用青岛本地方言，）怎么的？我贝多芬就是不开！（我们笑了。）一首伟大的交响曲，就那么简单？可笑！

还有《月光奏鸣曲》，说是一天晚上，贝多芬漫步在维也纳一条郊外的路上，忽然听到悠扬的琴声，老贝走过去，看到一座旧房子里，一个瞎眼的漂亮姑娘正在很投入地演奏他贝多芬的作品，老贝在窗外看着，感动地不行了，脑海里就跳出了《月光奏鸣曲》的旋律……

后来一个小报记者承认，这是他胡编的。可是已经刹不住车了，人们喜欢轶闻趣事，以讹传讹，一提《月光》就是那个典故。嗨！你说，这是听音乐还是听故事？

记：因辞害义，隔靴搔痒，或者说瞎子摸象，要不记者闲着干什么？

连：我接触过不少发烧友，他们很愿意谈论巴赫，莫扎特，瓦格纳，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等等，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分析起来也头头是道，可感受呢？分析的东西书面语言居多，似曾相识，这是误区吧？不过，能有理论认识也好，最怕的是那些连认识也没有的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我和官员打交道比较多，我也是十几年的院团长嘛。他们一弄就逮住我，哎，连主席，你给讲讲这支曲子。要不然就问我某某交响曲表现什么？好像要套点词儿装饰门面。

我去听一场音乐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散场的时候，总会有人拽住我解释音乐。说实话，我很害怕回答这种问题。因为交响乐很庞大，人家那是激情和高度智慧的结晶，里面有多重的审美元素，和声，对位，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你得用心去听，去咀嚼，去体味，感受到什么就是什么，千人千面。有人从音乐里听出了颜色，还有人听出了画面、味道，当然也有人什么也没听出来，只是一堆声音，也正常。要我说音乐是什么，我说有一千个答案，从宣教功能上，娱乐功能上，甚至宗教、哲学功能上，都能列出若干。我好长时间以来想写一本音乐方面的书，思考了一些哲学命题，从提出矛盾、解决矛盾上来说，音乐还真是作用很大哩！你说，遇到那些问音乐ABC的，我怎么回答？

记：你口袋里装一本《音乐辞典》或者《音乐普及手册》，随时翻一翻。嫌累的话先录好常用句，腰里别个小放音机，到时候一摁键，欢迎收听！皆大欢喜。应付差事呗！

连：哈，你真会开玩笑。不过，喜欢音乐是个好事，青岛市委党校能叫我去讲音乐，说明咱的领导干部也开始重视文艺素质了，咱不怕麻烦。



（连新国的手机不断响，他接了一个，好像是上海来的，连新国问对方在上海生活怎么样，演奏水平有长进吧，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上海歌舞剧院的某某、某某，他们一定会给他帮助。我的采访好像被整得支离破碎，碎成了见缝插针的状态。）

记：青岛真出艺术人才啊，你给送出去不少吧？

连：咱青岛文艺氛围好，有殖民地的历史渊源，家长培养孩子也有一定经济条件，出的声乐、器乐、舞蹈人才都很多，影视明星就更不用说了，海了。我跟全国的专业演出团体打交道多，熟一些，推荐了一些人。出去和不出去，大不一样啊！青岛毕竟是小地方，火车到头了，再怎么忽悠也是在小圈子里，能憋屈死人；在大城市就能扑愣开，比方到北京，一宣传，一演出，媒体是全国级的，覆盖也是全国范围，甚至世界性的，在那里成名才是真正的成名。

再说，人成长也得靠环境。好比花长大了，需要不断换盆。体育上有国家队、省队、市队，文艺也一样，咱青岛下边县里有人才，也愿意过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之常情嘛！最典型的例子，是咱歌舞团出去的江涛和没出去的崔海堂，眼前的事儿，出场费一千倍！一千倍啊！这差别，这对比，太惊人了！当初我们要是把崔海棠放出去，人家早就是全国歌星、大款了！

记：是啊，机遇很重要。人的弹性太大了，何况咱国家是个不抗忽悠的地方，怎么吹怎么是，老实人吃亏。刚才你说起花盆，我倒突然想起了一个“盆”的比喻，同样一个盆，如果放厕所里是屎盆尿盆，放饭桌上就是饭盆。

连：对，对！深刻！这比喻很形象。



（又有人进来请示工作，连新国说稍等一会儿，这边争取尽快结束。我一听这话，知道分配给我采访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一时有正在掳掠别人时间、如坐针毡的感觉。但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记者，暗暗嘱咐自己要有定力，如果采访不细致不深入，信息量不够，我怎么写稿子？你连新国不是国务院总理吧？）

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里太乱了，从早到晚来人不断。曲艺团、歌舞团、交响乐团，还有舞美工程部、学校、剧场，下边单位多，事情也多。我们经费少，还得到处化缘、求人，拉赞助。我觉得每天忙得跟专家门诊似的，门外排着队，这个刚走，那个就进来了，抽棵烟的功夫也没有。哎，咱说到哪儿了？

记：我也不好意思，占你那么多时间。咱长话短说，我问很想知道的问题。青岛怎么有两个交响乐团？你们歌舞剧院下辖一个，冠名海信，那么青岛交响乐团呢？归市**管？

连：啊哟这个，这个问题挺敏感，我不太好说。

记：说吧，不适合透露的，我不会捅出去给你惹麻烦。青岛许多人不大明白，为什么要成立两个交响乐团？

连：这么说吧，青岛交响乐团是市**直接抓的，在重新组建之前的2004年，我陪着夏耕市长连续听了七场交响音乐会！夏市长一直让我坐在他身边，问了许许多多关于交响乐团的事儿，我也向他推荐了指挥和总监。

“青交”重新组建的时候，我们应命把乐团许多值钱的进口乐器送过去了，人呢，也考过去30多个，保重点嘛。青岛市**每年给“青交”不少的财政支持，我们歌舞剧院的交响乐团呢？仅仅靠着海信的冠名支持，经费上差别很大。不过，青岛要成为“音乐之岛”，必须要有高水平的交响乐团，独立法人，有固定演出场所，等等。我注意到“青交”最近到南方巡演获得成功，他们正在跃上新的层次。作为一个曾对“青交”无私贡献的“老交响”，我希望**能继续加大对“青交”的投入，观众买票，多去看他们的演出。我衷心祝愿“青交”健康成长，让我们大家一起为青岛增光！为岛城的交响事业添彩！

记：听语气酸溜溜的。

连：嗨，别闹了。

记：不过，你确实是个“老交响”了，甜酸苦辣心自知啊！

连：我们的交响乐团是1994年成立的，当时中国的“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和咱们的俞正声书记亲自为青岛交响乐团揭牌，我是首任团长。我记得李德伦为咱们成立交响乐团的事儿，经常从北京过来，他很幽默，说你连新国姓连，我们就叫你“连长”吧。我说不敢当，我个子大，叫我“大连”吧。李德伦煞有介事地摆摆手，以浑厚的男低音说：“人名不能和地名重复，你虽然是‘连长’，但又担任着‘团长’，军衔不好挂啊！”



（我们都笑了。这时有办公室的人进来问连新国，还要多长时间？外面有一个客人一直在等，好像是关于孩子学音乐的事儿。连新国看了看手表说，让他再等一会儿，人家发烧友转着圈听音乐，听到这儿来了，咱得配合。我连忙说谢谢。）

记：现在孩子学声乐、器乐成风，里面有误区吗？

连：误区很严重！不少家长光看着文艺明星挣钱多，不管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也不管禀赋怎样，硬逼着孩子走这条路。望子成龙可以理解，但不能拔苗助长。现在的孩子也怪了，你越逼他学，他越抵触，老人孩子都遭罪。我小时候正相反，家里不支持，学乐器是东躲西藏偷着练的，当时是文革时期，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情绪郁闷之极，看见我把学校的手风琴背回家，朝我大喉一声：“出去！”吓得我一溜烟跑了。我练乐器的时候，经常跑到防空洞里去练，怕影响别人。当时没有钱买乐器，就自己动手做二胡，为了找马尾做弓，我偷偷跑到城阳农村，揪马尾的时候，差点让马给踢着。嗨，出老洋相了。

记：音乐对你一生影响很大。

连：对，我已经在歌舞剧院工作38年了，刚来的时候叫青岛文工团。我们要上山下乡四处演出，田间地头，工厂工地，装舞台，搭背景，那些装道具、乐器的大箱子，都是我们自己抗，仗着当时自己年轻，体格好，背箱子汗流浃背毫无怨言。我把大半辈子都扔在歌舞剧院了。

记：干什么？诉苦？向党要待遇？

连：不是，走过的路让人感慨，时间不抗混，转眼人就老了。

记：是啊，要不有歌唱“岁月如梭”嘛。不敢打扰你更多时间，问最后的问题。在作曲方面，你最近有什么新作吗？

连：为迎接奥运会，我写了《扬起奥林匹克风帆》，二炮文工团的李倩演唱。哎，你听听吧，我刻了CD盘，办公室电脑就可以放。



（连新国零乱的办公桌上，堆着不少录音带、CD盘，他从中找出一盘，放进电脑，旋律饱满、悠扬，好听。在我的印象里，连新国经常应邀给各大企业写歌，命题作业，挺革命的，一般都旋律雄壮，不大通俗，唱不开。我把这看法说了。）

连：老朋友，你这也是误区！你听听我的《大海的心》，《蓝色祝福》，特别是我写给我妈妈的《感谢》，柔啊！我妈生病的时候，我在陪她老人家，看着为拉扯我们兄妹长大而苍老羸弱的母亲，我流泪了，我趴在床头上，止不住地哭，一些从心里流出的泪，淌成了乐思。

第二天我找到写歌词的张克良先生，说克良，咱给天下的母亲写首歌吧，接着我唱了旋律片断。张克良很感动，眼里含着泪花，长时间没说话，几天后他把歌词送来了。你听听，提提意见。



（电脑音箱里传来婉转、略带沙哑的歌声，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早就想向你问候一声/ 早就想向你鞠上一躬/ …… 你把一家老小暖在心上/ 自己落下一身的伤痛…… 儿女风光那是你含泪的祈祷/ 一家安康那是你无悔深情/ 你是门前一盏不灭的明灯/ 照亮亲人回家的路程……”）



（未完待续）

你看过《七日谈》的DVD吗？
了解一下小琴的整个行程，也了解一下异域的音乐、人文再发表拙见也不迟。
把孩子挤到听音室睡觉，你当时啥感觉？没有反对阻止！还忙着吹捧夸赞呢吧！
烧到心灵蒙尘、否泰不分。

“发烧是我的生活方式”



《转着圈听音乐》本该结束了，可有发烧友C某向我提出了“强烈抗议”，说无论如何不应该漏掉“胡大师”，要让“胡大师”介绍一下发烧器材的搭配组合，毕竟，“胡大师”是青岛最早的发烧友之一，绕过他，会失去聆听宝贵经验的机会。

被发烧友称为“胡大师”的胡义明，我们认识也有一年多了，他曾带我和于宁等人去即墨鞠显璋家里听过音乐，他也曾老中医似的给许多初级发烧友诊断过器材毛病，开过整改处方。我不知人们称不到50岁的他为“大师”，里面有没有揶揄或嘲弄的意思。在我的印象里，胡义明的确对音响器材很熟悉，且具有不凡的听力，耳朵和嘴巴都非常敏锐，甚至有些刁钻刻薄。

好，就加上他！咱民间百姓写个文章，本来就是玩儿，想尽可能向别人多传达一些有用的信息，交流一些听音乐的体会，写谁不写谁并不是官方授予什么荣誉称号，更不是发奖金发奖牌，不必太当回事儿。

我给胡义明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同时商量，为了本连载的写作效率，也为了文体创新，我建议他自己撰文谈体会，把几十年音乐发烧的心得、经验，好好整理一下，算《转着圈听音乐》系列文章的特别约稿。

我了解胡义明“自命不凡”的个性，故意调侃地说胡大师您可千万别保守，该出手时就出手，要广洒甘露普济众生，大显身手造福社会。为了刺激他的好胜心，我有意提出些写作难度，说文章要戒绝套话、大路话，争取有个性有棱角，即便不能使人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也应该令人耳目一新有所借鉴，起码让新手少走弯路。否则，会有愧于“大师”的称谓。

电话里的小胡很高兴，简单客气敷衍了几句便答应了，说他早就想写一写这方面的文章。“攒了几十年了，我要痛痛快快地说一说！”听到胡义明说“攒了几十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黄色笑话，说是一个光棍熬了多年终于结婚，洞房花烛夜后，新娘艰难地扶着墙出来，骂到：“骗子，他说他有三十年的积蓄，我还以为是钱呢！”

在电话里我不合时宜地笑起来，胡义明有些莫名其妙，说：“说实话，在十多年前，许多发烧友就已经叫我‘大师’了。在青岛，我最早买了录音机，最早拥有了电唱机，最早置办了CD机，容易吗？我也是熬出来的。”我忙不迭地说：“对！对！对！”想到笑话里的“熬”，我差一点笑翻。

约完了稿就等，等一阵就催，催完了再等。瘦瘦的“胡大师”在青岛一家私营医药公司上班，他说最近接到了一批新产品，正忙着四处推销，时间紧张。追问几次，他不是到黄岛没回来，就是圣诞节晚上喝醉了，要不就说他不会电脑打字，用纸笔写太麻烦。一次他在电话里说：“大哥，对不起，稿子到现在也没写。不过，说拿就拿！这样吧，明后天我一定给你！”

又等了好几个“明后天”，我始终拿不到大师的手迹，电话里几次推手下来，最终我们达成协议：稿子还是由我来写，我上门去他家采访，顺便看看他的器材，听听他捣饬多年整治出来的声音。



胡义明住在老台西区，一座没有电梯的八层居民楼，套二房，狭窄的小厅像过道，南间是卧房，北间是专门的音乐听音室。想到住在市北的王义勇、王新昌等人，我在心里感叹，唉，可怜的爱乐人，可怜的发烧友，怎么越需要听音环境就越没有环境呢？眼前的“胡大师”又是一例。

约八、九平米的房间里，沙发前是两个ATC黑色书架音箱，碟机在设备架上层，功放在下边，左右各一个，前、后级。指头粗的喇叭线裹了胳膊粗的黑胶管，非常引人注目。

CD架和茶几上堆满激光唱片，我浏览了一下，几乎全是国外原版的古典音乐。小胡问听什么，我说交响乐、民乐、人声，陆续都来点吧，可以先放个小提琴，顺顺耳朵。

小提琴的声音响起，哇，非常棒！通透，背景纯净，比我预想的效果好。

按照约定，我提问，小胡“胡大师”主讲，我们的谈话，行进在如痴如醉的音乐声中。



“先说说你为什么喜欢音乐？或者说你是怎么成为发烧友的？”问完我就低头往采访本上记。万一漏了或者歪曲了“大师”的重要思想，那可不是小事儿。

“嗯，嗯！”胡义明庄严地咳嗽了两声，煞有介事，看来他对接受采访早有准备。

“我是1959年出生的，从我记事儿起，家里就有听音乐的习惯，我叔叔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很浪漫，给我们家里买了手摇唱机，78转的，家里人围坐在一起，听30年代的周璇，听梅兰芳的京剧，还有俄罗斯歌曲：‘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还有《洪湖水浪打浪》，我记得中国的歌手有马玉涛、楼乾贵、胡松华等等。童年的音乐熏陶太重要了，我上小学时在莱芜二路，就因为会唱歌，乐感好，被选拔参加了校文艺演出队。中学时在12中，我是《长征组歌》的领唱。可以吧？不是一般的动物吧？（笑）

“1978年我就业到了北海船厂，当上了工人，终于挣钱了，家里替我攒钱，说是要买一块瑞士罗马手表。后来我拿着这钱去买了一个‘半头砖’录音机，178块！我们住的地儿不少邻居都跑我家来听，我摁键的时候，他们围着我，眼齐刷刷盯着，咱心里很恣。那时候听邓丽君、刘文正、张帝，都快听疯了。你想想，1978年，当时青岛有几个录音机？我绝对是最早的……之一吧。

“后来我又买了电唱机，密纹的，到处搜罗买唱片，塑料的3毛3一张，还有5毛5的，稍大点。黑胶木的2块3。为了买詹姆斯乐队唱片，我一早就跑到中山路文体商店，怕去晚了买不到。

“我买CD机的时候，那东西在世界上发明出来时间不长，青岛还没有卖的，当时我是在北海舰队一个首长家里看见的，首长的孩子喜欢音乐，和我关系很好，我第一次看见激光唱片，听见那个声音都惊了，就央求首长的孩子给我去买，人家说只有北京侨汇商店有，还要外汇指标，我铁了心拿下，后来托人从北京给买回来了，花了整整一千八百元！太贵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日本原装‘先锋6050’，当时觉得是个宝，现在来看，早过时了，垃圾！吱吱啦啦没法听！唉，科技进步太快了，当时花那么多钱，真冤……”



我觉得“大师”说得有些罗嗦，好像“皮”比较厚，一刀子扎不出血。我担心进入主题太慢时间不够，就打断了他的叙述，问：“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这个……说来话长，我简单说说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青岛搞夏天艺术节，从北京请了不少名人，其中有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指挥郑小瑛，她正好住在我们北海船厂招待所，就在我们职工食堂搞启蒙讲座，放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说贝多芬怎么向命运挑战，柴可夫斯基怎么替苏联人民抒发心声。放一段他们的音乐，郑老师讲一段，我就在底下坐着，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古典音乐，也可以说，从此走上了发烧之路。不过，说实话，当初去听讲座，也不完全是喜欢高雅音乐，心里还有附庸风雅的成分，让我们厂里的姑娘看看，小胡还是蛮有音乐细胞蛮有情调的嘛！虚荣！真他妈可笑的虚荣！

“现在想想，当时厂里的音响条件不好，真有些糟蹋了老贝和老柴。郑小瑛讲的也很一般，她把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都概念化了，把复杂的音乐简单化图解化了。话又说回来，当时的政治环境，能讲到那个地步，也不容易。咱应该吃水不忘打井人，得感谢郑老师。”



我们又欣赏歌剧。帕洛瓦蒂。我让小胡把音量调低些。

“你现在这套器材花了多少钱？”

“嗯……箱子一万，前后级功放两万，碟机一万，线一万。大概总共五万左右吧。”小胡指划着他面前的器材。

我有些吃惊：“这样搭配？按常规，应该有主次，不该平均用力。”

小胡摆摆手：“你错了，我认为就应该平均。为什么要分主次？它们都非常重要！如果非让我排列一下，那我要说，源头第一！首先是电源，应该拉专门的线，我的是红黄蓝三色海燕线，从电表接出来，这一路的电只给音响，谁也不能用！插座、线材、滤波器，保证峰值平稳。再就是声源，CD机必须高质量，声音要从这里发出去，像长江，那是来自唐古拉山纯净的雪水，这样才能保证下边的水干净，你本身就是黑泥汤，怎么要求后面水质清？你说对不对？”

我觉得不对，但我不好意思说，毕竟我在器材方面是个新手，怕人贻笑大方，也怕争论起来无休无止。

我请小胡谈谈搭配、组合器材的经验体会。

小胡说：“首先要有定位。究竟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比如动态大，宏阔，现场感，或者温柔细腻，音乐味足，等等，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机器、搭配机器。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要，没个重点。否则很容易丢了西瓜抓芝麻。

“就说声音的聚焦，或者说音场吧，器材搭配不好，声音就散，和照相一样，没调好焦距，图像模糊了，景深景浅不讲究，那怎么行！你听我这个器材，声音绝对和谐，不歪歪，十几万的不一定能打过我。咱工薪阶层，还要养家糊口，能省一个是一个。”

我故意将他一军：“你的器材五万块，也不便宜啊。你不是一直收入不高吗？怎么有这么多钱？”

“唉！我也是瞎戳齐。”小胡眼镜后面的小眼闪过得意的一笑。“好多年前，我靠着音乐爱好和经验挣点钱，给朋友和熟人做音箱，前前后后做了能有八、九个吧，当然要挣两个。再就是倒腾器材，新货、二手货都有，替人出主意买器材搞搭配，赚的那点钱其实就是个变相的技术咨询费。我自己的器材，也在这倒腾中逐渐升级，我们圈子的里行话说是‘五马换六羊’，你也可以说成‘三鸡换四鸭’、‘六羊换七牛’，这也是靠多年喜欢发烧的业务能力和智慧生存吧！

“大哥，在这方面你别笑话，我没觉得丢人。我们弄器材是真心喜欢，不是玩物丧志，更不是为了钱。再说，发烧友对钻研器材精益求精，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无可厚非，社会哪个行业也需要这种精神。从人的本性上说，我们痴迷音响器材，和孩子玩玩具一样，是一种**游戏，能满足心理和生理的娱乐需求。是不是？”

我频频点头随声附和。



“说说你欣赏音乐的体会。”我老实得像一个实习小记者。

“这个问题真该好好谈谈。”小胡又清了清嗓子。“其实，凡是发烧友，没有谁承认只喜欢器材不喜欢音乐的，都说自己是朝着音乐去的，器材只是享受音乐的载体和手段，这很好，我非常赞同。

“我认为听音乐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和有些人喜欢抽烟喝酒、斗马打牌一样，仅仅是爱好不同，不必引以为豪，也不必大惊小怪。有的人虚荣，跟个‘明白二大爷’似的，说音乐，谈器材，没有他不知道的。遇到这样的发烧友，我干脆一句话不说，说什么？我一开口，他们肯定忌妒……”

我问：“为什么？”

“嗨！我一说话，显得他们没水平了呗！举例说，一谈起音乐，他们必然说巴赫，好像巴赫代表了音乐，其实他们真懂巴赫吗？未必！嘴上懂，心里不懂，他们听个小夜曲可以，听别的，人云亦云，滥竽充数罢了。”

我有些“不怀好意”地问：“在青岛发烧界，你佩服谁？”

小胡支支吾吾，沉吟了一番，好像在斟酌权衡，然后摇摇头：“应该没有吧？我只佩服上海的何小中。1992年的时候，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音乐专家、音响店老板何小中和复旦大学生对话的事儿，我发现何小中对音乐的见解，真是鞭辟入里非常精彩，我看了以后很激动，借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专门去拜访何小中，在他的音响店里，我们谈了五、六个小时，当时主要是我向他请教。”

“这么说，全中国的发烧界你只佩服那个上海人？”我继续逼他。

“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胡义明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青岛地方太小了，大圈子小圈子，你一帮我一伙，争风吃醋，是非太多，如果传出去，别人会以为我胡某某多张狂呢。你要说，只说我佩服的人很多很多。

“其实，听音乐是极端个人化的事儿，不应该有什么水平高低。我认为，音乐是对应人的情绪的，无论是悒郁忧伤还是舒缓欢快，悲伤时就要听悲伤的曲子，高兴时就应该听高兴的曲子，音乐的情绪化非常强，需要在私下对位。这是人之常情，不是素质问题，不必强按牛头喝水，更不是讲一两堂课，说说怎么欣赏，别人马上就会欣赏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反驳说：“照你的意思，光闷着头听就行了，讲解背景、灌输知识都是画蛇添足？当年你走上音乐之路，不是因为听了郑小瑛的普及大课吗？她不讲，你知道什么贝多芬、柴可夫斯基？”

小胡怔怔地，张大了嘴。“啊，开始阶段，接受点知识教育，很正常。‘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要深下去，全靠自己。”

我低下头，聚精会神在本子上记，仿佛在暗示小胡继续说下去。

小胡就只好斟词酌句地说。

“说说中庸之道吧。我一贯认为，发烧、欣赏音乐应该坚持中庸之道。音乐有高音低音，旋律也有起伏跌宕，只有对比才能发现差别。我们不能说只有交响乐才是‘正宗’音乐，流行歌曲就俗不可耐。应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中国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啊。

“在选择、评价发烧器材上，同样也需要儒家的中庸。现在有些人太偏激了，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口味顽固不化死不撒口。哦，你喜欢意力，就说德国声好，他青睐B&W，就把英国声夸的无可挑剔，另一个喜欢超奥的，就说美国声好得无以复加。其实吃萝卜吃洋梨，吃海参吃咸菜各有所爱，不能以偏概全。人家出器材的不着急，你一个使用者喧宾夺主瞎吵吵什么？操！狭隘，偏爱，极端！”

小胡被自己的情绪感染，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我认为中庸之道的精粹在于天人合一浑然忘我，在评价各种发烧器材上，要大公无私，开阔、融合、大度，不偏激，不极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器材，真是精彩纷呈各有千秋，比较来说，德国的严谨通透，法国的浪漫，英国的浑厚浓郁，丹麦的冷峻，美国的热情，还有意大利的，日本的，许多国家出的器材声音也很有特点，最好的器材，必然是博采众长互通有无的。”

我鼓励他一句：“眼光独到，见解深刻！”

小胡很高兴，搓着手：“发烧友对器材，就像男人对老婆和孩子，有和没有，差别忒大了。”

“此话怎讲？”我有些疑惑。

“你注意没注意？发烧友在没买器材的时候，看器材都是别人的好，假如一旦自己买了，好了，他会认为买的器材是最棒的，价廉物美，声音绝佳。这就跟俗话说的：‘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孩子都是自己的好’一个样。没拥有时，看着都是别人的老婆，漂亮，有魅力，到自己有了，就成了自己的孩子，甚至容不得别人提意见。”

我暗暗为这个比喻叫好。

小胡接着说：“所以说音乐发烧也要讲文化，可以单独提出来，叫‘音响文化’，没文化的人花一大堆钱，买了一堆昂贵器材，不会搭配组合，放出来的是一堆烂声音，我见过这样的人，听过这样的器材，太恐怖了，惨不忍睹，那真是花了冤枉钱啊！”



窗外天黑了下来，我提议放一个交响乐，听个片断好告辞了。

小胡随手拿了盘舒伯特的C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刚听了一小节，小胡说：“不对不对！声音太软了，上不去劲。”

他拿起身边的电压测试仪，放插座上一试，啊呀一声叫起来，“才他妈的191伏！怪不得呢，电压太低了！这种电，怎么听音乐？”

我说可能今天天冷，开空调的多，傍晚都回家，家家开电灯，负荷太重。无所谓，遇到这种事儿咱无能为力，认了吧。

小胡义愤填膺：“不象话，不象话，太他妈的不象话了！咱电费照缴，电压却不够数，算什么事儿！中国人老实，在国外，老百姓早起哈子了！哎，大哥，音响质量上不去，不怨我的事儿啊！别怨我啊！”小胡嘟嘟囔囔，完全没有了“大师”的风范。

原帖由 时光车间 于 2009-7-30 9:07:00 发表 你看过《七日谈》的DVD吗？ 了解一下小琴的整个行程，也了解一下异域的音乐、人文再发表拙见也不迟。 把孩子挤到听音室睡觉，你当时啥感觉？没有反对阻止！还忙着吹捧夸赞呢吧！ 烧到心灵蒙尘、否泰不分。

老兄，该帖激起你义愤我很抱歉，但我只是转帖，不代表作者意见。

顶，好文！

这文章真的这么好？

太长了，我都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