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lixcat注：Klemperer为EMI录的唱片是乐迷的收藏精品，今日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挺有趣，因此转贴来这里。我对文章所讲内容的真实性不负任何责任。我的目的仅是考虑，如果对一位艺术家的真实生活有所了解之后再听他录制的唱片，是否会有异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否更加正确？
转自：http://ytht.net/Ytht.NetCXDUVHMGDXZSBPREUEEOWQBCERUSXEAVF_B/?t=1061437813
原作：诺曼·勒布莱希特
原文标题：《Otto Klemperer - Behind every great conductor》
如今的年代，我怀疑还有哪位女子能够象洛蒂那样，为了父亲的艺术生涯而奉献毕生。洛蒂是奥托·克伦佩勒的独生女儿。作为著名指挥家，克伦佩勒是柏林二十年代现代音乐运动的同义语，也是伦敦六十年代交响乐团演奏水准的奠基石。
他的名声并非靠单枪匹马而取得。克伦佩勒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起来象一个歹徒，抑郁的时候动不动就寻死。如果没有他身边至爱亲朋的关怀，克伦佩勒绝不可能完成伟大的音乐事业。现在，虽然克伦佩勒过世已经三十年，他所调教出来的演奏家们依然是各个英国乐团里的骨干 力量，每当提到克伦佩勒的名字，这些人就会两眼放光。
照顾克伦佩勒生活起居的，首当其冲是他的结发妻子乔安娜。为了这个男人，她一辈子受尽磨难。早年初相识，克伦佩勒就是一位色情狂，总是不知好歹地追逐身边每一个女人。比如安娜，古斯塔夫·马勒的千金，曾有一次被克伦佩勒追得围着桌子打转儿。情急时刻，她想起这个流氓还是父母的密友，于是决定唤醒他的尊严和友谊。“克伦佩勒博士，”安娜喘息着说，“在巴赫B小调弥撒中，第48个乐句，它的最高音是F还是降F？”克伦佩勒一下怔住，然后便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起来。音乐是唯一一种可以凌驾于他的狂躁病之上的东西。
乔安娜见证了他早年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辉煌年代。他以激进的方式重新演驿古典音乐的通俗名曲；他指挥上演了维尔和雅那切克的新歌剧，而听众都是来自工厂和写字楼的普通百姓。克伦佩勒在克罗尔剧院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歌剧院树立了乌托邦式的典范。因此毋庸赘言，他成为 纳粹的眼中钉。
希特勒刚刚掌权一个月，他们一家便被迫离开德国。那时候洛蒂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正是她给父亲的流亡生涯带来了莫大欣慰。“克伦佩勒博士，”洛杉矶乐团的头头说道，“你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从今起，我干脆称呼你‘奥托’好吗？”“你可以那么叫我，”克伦佩勒气呼呼地答 道，“但是我不会再搭理你了。”
1939年，克伦佩勒接受了一次脑外科手术，切除一颗脑肿瘤，之后造成半边脸部瘫痪，舌头僵硬，言行更加怪诞。乔安娜拒绝再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可是克伦佩勒却声称要求获得一年自由，执意离开了妻子。他和犹他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莫里斯·阿伯拉瓦尼尔的妻子结伴同行，在美国四处 巡演，同时欠下一屁股账单。他的丑闻上了《纽约时报》，然后被捕，接着又被保释。小报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是洛蒂挺身出来为克伦佩勒解了围。那时候她才芳龄十七，就开始全职为父亲服务了。
由于克伦佩勒声名狼藉，美国大多数交响乐团都给他吃了闭门羹。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又失踪了，最后被人发现时，他躺在贫民区，浑身伤痕累累。克伦佩勒在1947年的欧洲之行也不太平。他在布达佩斯指挥国家歌剧院时被扣留，后来还是洛蒂出面与共党政权斡旋，才重获自由。
回到美国以后，由于他和社会主义铁幕政权之间曾有的瓜葛，克伦佩勒被人列入了黑名单，护照无法延期。1954年11月，一位年轻的音乐经纪人在纽约一幢肮脏的小旅馆里发现了他。那时他已经潦倒不堪。那经纪人决定孤注一掷，邀请克伦佩勒去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指挥一场音乐会。那地方距离纽约3000英里，克伦佩勒起初拒绝为这么丁点儿小事长途跋涉，多亏洛蒂与经纪人共同劝说，计划才得以成行。与此同时，洛蒂姑娘与年轻的经纪人之间也开始暗生情愫。至此，克伦佩勒在二战后的音乐生涯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在波特兰，克伦佩勒棒下的这支土包子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时竟然超水平发挥，而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头一次碰这部作品呢。这样一来，慧眼独具的经纪人罗纳尔德·维尔福德一夜成名，一举成为美国最胆魄过人的音乐掮客。克伦佩勒也很快拿到了护照，然后飞去伦敦。在那里， 著名音乐制作人沃尔特·莱格请他执棒爱乐乐团，所谓环球唱片公司的金字招牌（felixcat注：环球=EMI？）。
伦敦城里，各大管弦乐团群雄林立，一鸣惊人孰非易事。正是克伦佩勒激发了爱乐乐团焕发出超乎英国人天性的热情和自信。他对每部作品的条分缕析，揭示了贯穿音乐始终的内涵，使得无论演奏家还是听众在对作品做出准确把握方面都感到格外得心应手。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大受欢迎 。当克伦佩勒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首轮演出结束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异常铺张。伦敦市政厅特地委托雕塑家雅可布·爱泼斯坦为克伦佩勒塑造了一尊胸像,放在皇家节日剧院大厅里。如今，这座塑像还在那儿摆着呢。
不过，克伦佩勒依旧官非不断。有一次，他躺在床上抽烟，烟斗烧着了床单，他竟然试图用威斯忌小酒瓶来灭火，结果差点丢了性命。在公众眼中，克伦佩勒说起话来百无禁忌，风格丝毫不亚于约翰·弗雷门的著名电视节目“面对面”。对待伦敦音乐家们，克伦佩勒一忽儿象暴君，一忽儿象慈父，如果有人讨他欢心，他会向人大派雪茄烟。1964年，当莱格决定解散爱乐乐团时，克伦佩勒对乐手们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和忠诚。尽管他自己并非腰缠万贯之辈，依然慷慨解囊，终于使得乐团度过了难关。
如果没有他女儿洛蒂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成就肯定无从谈起。她在和唱片公司谈判时不屈不挠，颇得父亲的传承。另一方面，她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父女能够一次次渡过难关，而她并不试图干预父亲的全部生活。有一天早晨，洛蒂端着父亲的早餐托盘走进他房间，发现父亲的床上还躺着另一位陌生女郎。“这是我女儿洛蒂，”克伦佩勒嘟囔着给她们介绍。“你，···你刚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洛蒂的人生完全被荒废了。牺牲下一代的幸福，已经不被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认同。就在这个月，洛蒂刚刚去世，享年79岁。她的家在苏黎世附近，远离音乐界的活动，讣闻并不引人注意。
洛蒂原本是一个聪明女子。她有魅力，有才华，本可以在人生中另有建树。有一次我问她，对于付出的代价是否心有不甘。她很有教养地不动声色，对我的鲁莽问题毫不介怀。
她人生的一切规划都围绕着她父亲的职业生涯，这一角色虽然毫不起眼，但在她眼中，其意义并不亚于一位女政治家，一位女艺术家，或者一位女总裁。1954年，洛蒂曾经写道，父母的境遇“令我哀怨，愤懑，而且···斗志更坚。”她对父亲的激励作用，不但永久地保留在了那些唱片里，也反映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
最近爱乐乐团将专门举办一场音乐会，谨此缅怀洛蒂·克伦佩勒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