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初，收到飞利浦公司的邀请，去参加北美放射年会会展。很犯怵，一是我对放射性一窍不通，二是英语很差。一个差劲加一个差劲，这趟差会有我的好果子吃。
据说这个放射年会（RSNA）很牛，好比是那个专门发布全球最新概念车的法兰克福车展。是全世界最新诊疗设备和技术的发布之地，也是很多大医院的诊断设备做年度采购时必去之地。按我这种没有什么医学知识、只配做患者的俗人的猜测，什么是医生？医生不就是那些驾驶着各式诊断设备才能在复杂诡异的疾病迷宫里前行的司机吗？咱就当是去看趟车展吧。
在美国使馆申领签证的时候，签证官问我是不是去美国当记者？我立马否认。（之前，飞利浦的人好心指教我说美国签证官不喜欢中国记者。）签证官一脸茫然，我解释说我去采访这个展会，但不是去采访美国。签证官摇摇头说：“我搞不懂你们这些中国记者，”但还是给了签证。我当然是要去采访的，虽然英语差到只够给自己在飞机上要来吃的、喝的。
美国中部时间11月25日到了芝加哥后，我才知道，此行是一个庞大的采访团，飞利浦邀请了亚洲、欧洲、北美二十多家平面媒体的25个记者。记者的名额基本是按照飞利浦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分配的。中国和日本的记者最多，都是四个。而按照市场的成长性来讲，中国更重要。
中国的确重要了，在我们一个星期的采访中，飞利浦公司从最高行政总裁到各系统行政总裁的报告中，总是经常提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增长对他们业绩增长的重要性，中国记者的提问他们都很认真对待并且乐于回答，还用汉语和中国记者打招呼，现场还准备了汉语同声传译，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期待是雄心勃勃的。
被人重视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自己得搞清楚，人家重视的是你的市场份额，说白了，是人口众多，由此就沾沾自喜，有点傻。讲几件采访之外的事情，也许能多少知道我们从被人看重到被人敬重还有多远的路得走。
■美国经理不理解中国记者的问题
在RSNA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展览馆里，飞利浦大中华区产品部经理接待了我们几位中国记者。他带着我们在迷宫一样的飞利浦展台间穿行，从X光机、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到超声诊断，从骨头、血管、神经到血流、脑组织的二维、三维图形，天上、地下、眼前，人体的各种细微影像在彩色大屏幕上演绎着，琳琅满目。让人觉得有了这些探测器一样的家伙，修理人体好比修理下水道或者计算机一样方便。人们现在可以用影像呈现肺癌的最早形态———肺组织小结。
正当我们一边在人体组织的彩色大图像中穿行一边感叹科技的昌明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一位中国记者的问题把正在兴致勃勃讲解的飞利浦大中华产品部经理愣住了。“这些设备的确无微不至，但它们的存在会不会给医生带来道德风险？”
“你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叫道德风险？”
口齿伶俐的经理一开始没能理解。
“就是说，如果我肚子疼，去医院，医生会尽量让我去做各种检查，用你们这些机器，查血，查CT，查造影……然后再确诊。而我只能听医生的。结果，我花了一大笔不应该花的钱。”
经理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怎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各种诊断设备都是要出诊断报告的，不必要的检查保险公司是不会支付费用的，这关乎医生的职业水准，谁会做眼见外行的检查啊！而且，医院设备收费和医生收入没有关系啊！不会，在美国绝没有医生会做这样的事情。医生是很看重自己的声誉的。”
那个经理一个劲地摇头
“按照你的这个问题，假定人都是坏的，这样大家就没办法打交道啦！”
“这样不好，不会这样的，医生是有很高职业素质的。”
那个经理带着满脑袋的不理解，我避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几个中国记者都能理解这位同行的问题，尽管我们并不全同意他所担心的道德风险实实在在的存在着。但我觉得有点丢人，一是那么先进的医疗科技，却碰上这么低劣的医患关系，岂止是双输啊，简直就是满盘皆输。二是这么顶级的科技展览，我们的问题居然是这样把人拉回蛮荒！
■可惜老美比咱“傻”，没人逃单
我们几个中国记者乘车去芝加哥的奥特莱斯，开车的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朋友。要从93#公路转到88#公路，这期间经过几个收费道口。有些是无人看守的，收费标准标得很大，60分，老远就能看见，司机往道口收费亭的一个窗户的兜子里扔一把硬币，哗啦，道杆抬起放行。那个兜子下边有个秤，能量出60分还是50分。
一个中国记者说话了：“那我要是扔相同分量的游戏币，能不能过去啊？”
司机回答：“理论上，也可以。我没试过。”
“那这个设计可不好，有漏洞啊！”
又有个记者说了：“那还费劲找什么游戏币，弄一把铜片儿也成啊。”
“可惜，老美比咱傻，没人这么干。要不，规矩早破了。”司机说道。
■中国记者问：要是我喝了两碗，谁知道？
我们几个中国记者在波士顿一个快餐店吃午餐，这个快餐店的程序是客人先去柜台填写单子，要填写自己的姓名、所点的汤、沙拉、主食，餐馆按照顾客的需要一份一份准备主食和沙拉，然后等待侍者叫名字，取主食和沙拉，汤是客人自己去盛。十几种汤并排放着，汤桶旁边是一次性纸杯，客人吃完之后拿着单子到门口结账。我们每人盛了自己的汤端着喝，那天天气很冷，热乎乎的汤喝着很舒服。一个记者问，如果我再去盛一碗汤，谁能知道？我们看过去，那一排汤桶冒着热气，没人看着。一路上关照我们的飞利浦的张彤华小姐说：“理论上，盛第二碗没人管，不仅没人注意你是第一碗还是第二碗，这汤是分大小份的，你们可能没注意，一次性纸杯有大小两种，你喝了大杯，结账的时候全凭你说，按小杯交钱，没人去查你刚才的纸杯。在美国，人们的行事原则，是先相信你是个好人。”
“美国人这样，那是被严格的法律罚出来的。”
“不是罚出来的，美国人一直都是这样的。”
于是，几个中国记者又开始就美国人事先把人看成好人这种习惯是从哪里来的，争论起来。其间还包括，到底是美国的探头多还是中国的探头多，最终没有结果。
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记者总是替坏人提问？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监控着生活，可是不被监控的生活又让我们感觉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不去钻好像吃亏了一样，到头来，我们只配生活在探头下。
陌生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生活非常简单，像空气一样，不属于哪一个人，但失去它却非常容易。要它失而复得，非要费上几代人的努力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