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严良堃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复制链接]

唱片公司或许是“中国录音录像总公司”。
我确认有这个磁带：因为我当年想去邮购过，人家给了回信，是6盘一套，好像总价是78元。巨贵！78元合当年一般职员两个月的工资。所以放弃了，没有买。
确认出过黑胶：是在很久以前看过一档电视节目，采访的是李谷一，不知为什么，拿出了这套黑胶。
磁带和黑胶的封面都没见过。

回忆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在中国首演
　　

冯琬珍

　

1959年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合唱团及中国广播合唱团等首演《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

指挥：严良堃

　　4月中旬，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栏目的几位编辑、记者来到中国交响乐团老干部中心，希望中心的同志能协助找几位老演员，他们想向电视听众介绍1959年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在中国首演情况。这样我们4人——吴其辉(男高音)、冯琬珍(女高音)、章雪萍(女低音)和王瑞(男低音)就成了采访对象，也通过这次突然的采访“回忆起那段永生难忘的经历，我们几个人似乎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9年伊始，中央乐团就计划着用什么形式、内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经党委和李德伦，严良堃指挥家的研究，决定选择歌颂《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为主题，宏伟、辉煌的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贝九》这一音乐巨著，对当时刚成立3年的中央乐团和年仅35岁的指挥家严良堃的确是极大的鼓舞。全团欣喜、热情之至地接受这—光荣的政治任务——向国庆献礼，同时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决心要去攀登这合唱艺术的高峰。
　　首先，团领导组织合唱队中精通外语的邓映易、章珍芳等同志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德国伟大诗人席勒的诗《欢乐颂》译配为中文歌词。接着全合唱团以个人、互助组、声部争分夺秒进行排练，要求个人过硬直到全合唱队过硬。这里；我深深怀念我们声部的几位同志，她们是互助组长林华娴(现在重庆)，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们组就在她家排练。她对艺术一丝不苟，常常让我们独唱式地唱出合唱中的困难片段。我们女高音声部长李雅美，音乐修养很好，她不仅在音准节奏上严格把关，同时还十分注重声部的和谐统一，她以“滚雪球”的方式(我冠名)，让大家向几位声音和谐的同志靠，同志们心服口服地毅然接受她和组长们的调动与要求。在这段时间里女高音团小组在组长陈焉的带领下，不仅在唱上要过硬，同时还与男低音声部团小组联合起来，找各种有关贝多芬及其作品的资料，并举行贝多芬艺术歌曲演唱会，使大家更多地了解音乐家的生平，时代背景及贝多芬的音乐风格、创作手法。《贝九》中的《欢乐颂》，确实是合唱艺术的巅峰之作，演唱这部作品要求较高的歌唱技巧，如在高音A上ff的持续32拍、及在高音G上的ppp唱“上帝在那天堂上”。强时铿锵雄伟，轻而高时虔诚圣洁如天籁之音。然而离现在45年的中国声乐、各方面都没有现在先进。音响资料几乎没有，这些对刚成立的合唱团，大家都还二三十岁，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然而，大家团结如 一人；把排练厅当为音乐圣殿，将合唱排练；演出看成是神圣的事业。把合唱团的和谐、统一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人都明白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把个人融进集体里。为此，我们十分注重个人的提高，重视个人的勤学苦练，要把自己最好的声音用在排练中，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体现指挥的音乐处理与要求。我们的指挥家严良堃，当时年仅三十五六岁，他朝气蓬勃，对艺术一丝不苟。只要他一举手，面对我们，就给团员一种自信，一种歌唱的欲望，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并自觉地全力以赴。特别是当我们通过排练达到他的要求，唱出美妙的音乐时，那才是我们真正地享受艺术。45年前，正逢全国三年困难，物质短缺，人人瘦弱，还有人浮肿，有人刚满产假，有人正怀孕二、三个月。但这一切没有克服不了的。我们只想当一流的合唱演员，我们只想证实中国人能唱好《贝九》。我们只想要以最好的音乐会献给祖**亲十周年大庆!这也是在《贝九》在维也纳首演成功后135年之际，首次用中文在世界的东方高唱《欢乐颂》，我们也是在严良堃果断，利索、一气呵成，势如破竹的指挥下，唱完终曲“圣洁女神灿烂光芒照耀大地”！

    (中国合唱协会主办《合唱通讯》2004年4月总第21期第二版，作者冯琬珍为该报主编）

1959年10月1日，为献礼国庆10周年，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完成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中国首演。今天，在祖国60华诞之际，“贝九”也迎来中国首演50周年。本报在国庆前夕特别刊发严良堃访谈，以纪念“贝九”首演50周年。
今年是“贝九”在中国首演50周年。我如约来到严良堃先生的家中，他拿出铁观音冲泡功夫茶来招待。茶过三巡，他谈起了当年指挥“贝九”的往事。
　　卜大炜：听说“贝九”是建国10周年时中央乐团的献礼演出。
　　严良堃：那是1959年10月1日在首都剧场演出的，作为中央乐团向建国10周年的三大献礼演出之一，另两大献礼是李德伦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和罗忠镕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如今国交的门厅中还挂着那次演出“贝九”的巨幅照片，四重唱的歌唱家是女高音梁美珍、女中音蔡焕真、男高音魏鸣泉和男中音魏启贤。这些艺术家们都为中央乐团，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当时乐队的个人技术水平还很有限，又刚刚下乡劳动锻炼回来，在乡下大家还要拉二胡，吹唢呐什么的，回来后还有思想批判运动在干扰。有些现在乐队不成问题的东西，在那时还很吃力。
卜：您能举例谈谈都遇到哪些难点吗？
严：例如乐队有一处后半拍进入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乐手拿来就拉，可当时就是进不来。那时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大家集体攻关，互相帮助，相互分析技术问题。不光分声部练，还跨声部组成什么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来练谱子，这样能练得声部与声部之间的默契配合。献礼演出成功后，大家激动得不得了。有些队员解放前在上海看过帕契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演的“贝九”，南京的国立音乐学院也演出过，但声乐部分是降低了一个大二度演出的，因为歌唱部分的难度太大，克服不了。中央乐团成功演出了“贝九”，大家就像过节一样。
卜：中国人成功演出了“贝九”，意义非凡，当时的社会反响一定很大吧？
严：当时这件事情挺隆重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但那时对个人的宣传是很低调的，报纸上的报道主要是中央乐团演出了这部作品，是大家在一起的合作，是一起搞的事业。那次“贝九”的演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后来全国各地许多乐团都演“贝九”，中央乐团的合唱团就不时地“借”给这些乐团上演。
卜：中央乐团演“贝九”可以说有示范效应，艺术上树立了标杆。
严：后来，就连外国指挥也来挥“贝九”了。例如，东德的莱比锡交响乐团就来了，与中央乐团的乐队和合唱团联合演出，他们的指挥冯·嘎兹指挥前三个乐章，然后将指挥棒郑重地交给我，由我指挥最后的合唱乐章。演出后，德国朋友兴奋地说，听用中文唱“贝九”比用德文唱还好听，席勒写的诗一定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后来许多没有机会指挥“贝九”的外国指挥也闻讯赶来了。大概是1961年，苏联的权威指挥家阿诺索夫，也就是我和李德伦的老师也来挥，他在苏联手中没有乐队，所以从没有挥过“贝九”，这次他可过了把瘾。就连小泽征尔也于80年代来挥过，他一遍下来，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又将第四乐章从头到尾连着来了一遍。后来在1983年，中央乐团将贝多芬的一至九交响曲都演出并录了唱片。指挥有李德伦、陈燮阳、韩中杰，我还是挥“贝九”。
卜：《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出是您事业的两次巅峰，一中一外，堪称双璧，在您的艺术生涯中从两个方面为中国的交响乐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严：我经历了三次战争锻炼和考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了两个音乐学院：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自己在事业上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自己成才了，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还愿于人民，尽义务还给人民。前不久做了一个梦，梦见去见周总理了，周总理说，你为人民服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呐！来这里干嘛？快回去！我就又回来了。所以我现在到处讲学、演出、指导业余团体都不计报酬。
卜：像《黄河》和“贝九”这样大型合唱作品，需要对声乐和器乐都能把握，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和体会吗？
严：我14岁开始“打拍子”，到现在已经打了70年了，这70年的职业生涯中民乐队、军乐队、合唱团和交响乐团都指挥过。我回国后除演出外，也兼课教书，带研究生。我感到现在学生在学校实践太少，只能是做到理解音乐，真正的指挥成长是在排练厅，指挥乐队积累经验。而这项工作要求学生做好案头准备，否则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指挥还要勤奋，不耻下问，指挥与乐队队员是平等的，决不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卜：冒昧地问一下，您在指挥生涯中遇到过什么困惑吗？
严：有一次我指挥“贝九”差一点出大漏子。那次音乐会在“贝九”前加了一首《艾格蒙特》序曲，但在开演前，主持人讲解了半天的“贝九”，所以脑子里一直是“贝九”，上台后就按照“贝九”给出了一个缓慢弱起拍，结果乐队奏出《艾格蒙特》的强和弦，我心里一惊，但马上调整过来了，幸亏台下没有发现。我认为在台上指挥偶有纰漏，不能老反过来嘀咕它，而是尽力将后面的音乐挥好。有几次出了错，下来后问爱人，哪里哪里错了听出来了吗？她说没有听出来呀。我说，那就好。哈哈！人生就如同指挥一样，有什么错误让它过去，把以后的事情干好就是了。

“后来在1983年，中央乐团将贝多芬的一至九交响曲都演出并录了唱片。指挥有李德伦、陈燮阳、韩中杰，我还是挥“贝九”。”
呵呵，这套中央乐团版的贝多芬，指挥贝九的果真就是严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