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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超
2011年，红音堂（国际）唱片有限公司推出了年度大碟《倾国倾城》。该专辑在作曲、演奏、录音等方面都达到了近年来国产音乐唱片的较高水平，红音堂公司更首次将上海联合光盘自研发的紫银合金SQCD压盘技术应用到该唱片上，使这张唱片在空间感以及录音还原上更上一层楼。为此，笔者（以下简称“龙”）专程走访了《倾国倾城》专辑的作曲家、指挥、监制邓伟标先生（以下简称“邓”）。
龙：您创作的《倾国倾城》一经推出，即引起业界高度的重视以及乐迷和乐评人的强烈反响，您自己怎么评价这张唱片？如果要打分，您给这张唱片打多少分？
邓：这批作品从创作到录制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算得上是慢工磨出来的细活吧。至于成绩如何，还需要时间慢慢去沉淀，也需要一段时间去积累听众们的意见。当然希望大家听到的是一张对得起良心的音乐作品吧。《倾国倾城》是我的作品，我自己无法客观评价自己的作品，如果你觉得他好或不好，你愿意为这个专辑打多少分？请告诉我，我虚心聆听。
龙：《倾国倾城》选取的是6个古代爱情故事，但全都是悲剧。有人说您心狠，要让我们听专辑时这么难过。为什么您会让这张唱片带有如此凄美的感觉呢？
邓：其实我没有刻意要选择悲剧还是喜剧故事。当时的想法是哪个故事当时能打动我让我有创作的冲动，就写哪个吧。不过回过头来我也不得不承认，世界上真正容易感动人心的往往是悲剧故事，特别在音乐表达上。你想想能打动人心的诙谐曲有多少呢？秒杀人们情感细胞的大多都是悲伤的故事。或许我这次免不了俗一把吧。
龙：我们都知道近些年来国内音乐创作领域不景气，很多音乐家基本都是靠翻奏、翻唱一些陈年老歌来取悦大众口味的。但这些年您却一直坚持创作，并不断有皆作推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邓：就我个人而言，音乐创作不应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如果从事音乐创作的过程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不停地去重编别人的旧作，那我情愿不干这个工作。我喜欢通过音乐来表达我的思想，展现我的人生态度，也喜欢在探索中对声音有不断的追求。我的运气比较好，能遇到一个把文化看得比利润重的唱片公司，这是一生不可多求的幸运。我能随时随地与最好的音乐家一起合作完成我的音乐演奏，这是一个创作人最大的幸福——《倾国倾城》就是基于这两个条件产生的。
龙：能说说《倾国倾城》的制作过程吗？
邓：光《倾国倾城》中的第一首乐曲《西施情殇》就花了近两年的创作时间，一直在修改、完善。录音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第一版录出来后不满意，过一段时间全部推翻再录一遍。记得当演奏者黄江琴在听到我喊“OK，收工了”的时候，整个人都累得虚脱了，连站都站不起来，休息了整整一周才缓过劲来。但这样的精细磨砺是有好处的，也只有在这样严格的监制下才有可能将一个凭空想象、毫无参照的新作品做到现在这么精致的地步。
龙：《倾国倾城》除融合了大量的民族音乐素材外，与之前您的作品相比，更有了文化层面上的发掘，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邓：我反对人们老这样说，难道我之前的创作就不具备文化意义了吗？区别仅是题材不同而已。或许这批音乐与文学的结合更加直接，或者可以这样来形容：我之前的作品是散文，这张专辑是小说。谁敢告诉我小说的文化内涵就一定会高于散文呢？这就意味着我以前是写散文的，这次不小心写了部小说，不经意换了个角色。希望我这不是强词夺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写小说比写散文更累，但不见得更伟大。
龙：《倾国倾城》可以算作近几年中国新世纪音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您是如何理解新世纪音乐的？或者说如何给中国新世纪音乐下定义？
邓：简单来说，新世纪音乐是随着电子乐器的产生而逐渐出现的，有别于传统音乐形式的一种音乐表达方式。它的本源属于电子音乐。但很多音乐家近年来都比较喜欢在电子音乐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一点传统乐器元素，做成电子与传统的混合型音乐。我可能更多地偏向于采用传统乐器演奏录音的手段，但也不排除以后会创作一些纯电子乐器演奏的音乐。总的来说，这种类型的音乐创作还未形成“路人皆知”的状况，因此在这个雏形期要为其下什么定义还没必要。理论的形成必须要经过大量的实践，而不是凭空想象出的。
龙：现在非常流行混搭艺术，您认为将中国民族音乐的元素，与西方管弦乐、电声乐相融合，是否也是为了追逐这一潮流？
邓：混搭艺术在美术界、时装界早已流行多年，但在音乐这个领域里要成为一种街上流行的潮流还很难。有非常多的听众一边骂着经年所听的音乐重复单调，一边却又完全地拒绝接受与以往聆听经验不同的内容。我们不妨来看看发烧唱片市场的尴尬与荒谬吧。几乎所有发烧唱片公司都不敢尝试新创作，尽管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是非常明确的：观众不太愿意接受新的——光看包装上一堆不熟识的歌名就不敢下手购买了——所以发烧唱片市场上是老歌翻唱的天地。是不是中国人都不会写歌了？当然不是，你将眼光移离发烧市场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每年的新作品数量以十万计算，即使你认为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余下的百分之一你也无法一一听完。所以，中国不缺乏创作人，但缺乏愿意去发现音乐的听众。更缺乏趣味广泛的营养均衡的听众。从而导致了发烧唱片投资者的尴尬以及现实的荒谬。
龙：是的，现在《倾国倾城》的结果无疑是优秀的，无论从作品可听性还是音响品质上都是高水平的创作。那么您学习音乐最初的梦想是什么？
邓：其实没什么梦想可言,就是一个原因：喜欢。喜欢就义无反顾地去身体力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一晃眼许多年过去，当走过了一个段落又不经意地进入到下一个段落中，这个过程在别人的视野里总结起来好像是一个梦想的追逐过程，其实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那不过是顺其自然罢了。我们都是在命运的安排中不经意地成了依赖音乐生存的人，换一个角度看就叫“音乐家”。
龙：一开始您做的是流行音乐，但从2005年开始转向创作新世纪音乐。这能否说明从这时开始，您已经向理想妥协了呢？
邓：200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尽管是自己很喜欢的、自己选择的改变，但毕竟是一次很刻意的改变。为什么说既喜欢又刻意呢？因为我忽然发现听众在音乐欣赏方面大多都患了偏食症。喜欢流行歌曲的人不听歌剧，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拒绝摇滚，沉迷西方交响乐的人听到中国乐器就厌烦，而热爱民族音乐的人往往听到管弦乐团的和声时总是云里雾里……总有这样那样的偏执。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些音乐，既有大量的传统元素，同时也包含各种现代手段，就像保健营养药品中的综合维生素片。所以我要做的器乐曲首先要求旋律必须富于歌唱性，这让只喜欢听歌的人听到我的音乐时首先不觉得闷；在手段上每首曲子都尽量做到中西结合。有时候我甚至会增加一些摇滚音乐的元素和管弦乐团结合，而这个时候音乐却是进行在非常中国的音乐意境中。我希望热爱摇滚的人不至于在我的音乐中静到发闷，也希望热爱民族音乐的人们在我的音乐中了解到原来电吉他也是很美好的乐器。
龙：与您早年的流行音乐创作相比，您觉得目前您在音乐创作方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邓：我现在的音乐创作与早期从事流行歌曲创作是有不同社会感受的，最大的惊喜是一个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国家潜藏着非常巨大的一批喜欢听纯音乐的听众群体，他们从来不像流行歌曲粉丝那般随口在公众场合张嘴就传唱，所以他们是隐藏着的。但这些听众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却非常深刻，他们没法将旋律挂在嘴边，但却能够静下心来用一种对待艺术的心态去感受音乐的悸动。这个群体很庞大，尽管他们并不都是唱片购买者。我享受这种艺术化而不是娱乐化的交流，尽管艺术也是娱乐的一种，但我相信人们还是懂得两者之间的区别的。
文本摘自《高保真音响》2011 06 总第203期 第126-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