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另外一种音乐，另外一种艺术来了"----王西麟:钢琴... [复制链接]

二
十一月六号、七号将在瑞士苏黎世和巴塞尔的中国文化节上首演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献给文革中为音乐献身上海音乐学院的陆宏恩先生，献给贝多芬以来的伟大的古典音乐传统的钢琴协奏曲。评论家认为，这很可能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由瑞士举办的《文化风景线》国际艺术节今年是第十届-中国主宾国〉，十一月六号、七号将首次上演中国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的钢琴协奏曲。一位了解这部作品的评论家说，这次演出很可能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为此，他觉得瑞士华人、以及音乐爱好者非常值得利用这两次演出机会，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这部协奏曲。关于这部作品，以及如何欣赏这部作品，记者在王西麟先生由德国动身前往瑞士前采访了他。他对记者说，“我这部作品是献给文化大革命中献身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我的钢琴老师陆洪恩先生，也是献给我所尊敬的古典音乐，贝多芬以来的伟大的音乐传统。所以我就在想在这部作品中说出我对于历史要说的话。这就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契机。”
对于如何达到这一点，王西麟先生说，“这个写作工作中间，我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个性。这个独立个性从那里来？我想就是从自己的人文历史中来。我们自己中国的人文历史和西方的人文历史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地方出发，我们才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交响乐，建立我自己的交响乐的个性，独特的风格，独特的思想代表。因为这部作品我已经苦苦地思索了好多年了。”

为此，王西麟先生具体解释了这部钢琴协奏曲的语言来源，“语言吗，不能直接用西方的十二音语言，要结合人家的技术。中国自己有一个自己很大的音乐母海，不仅是民歌，尤其是地方戏。这个地方戏音乐对我的童年的时代印象非常深刻。我在黄河中游的山西、陕西、甘肃这一带生活。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听了大量的地方戏秦腔，以后又听了山西的蒲剧。童年时代的印象，当时不知道会它们会派上一些什么用场。到了老年，慢慢地这些年来对于这些地方戏的音乐一直在我的创作中间延续着，成了我自己的母语的语言。”

王西麟先生说，这部作品的第二个语言来源是京剧，他说，“地方戏的集大成是京戏。京戏《野猪林》对我有非常大的震撼，就是林冲在野猪林一路鞭打走来。嗒、嗒、嗒、嗒……一路鞭打上来，给我很大启发。而且京剧他唱的是反二黄摇板。这种表现方式，西方没有。所以从这里面找到我的语言。我是很困难的，这部作品对我压力很大，困难很大，我是苦苦思索。”

关于这两个语言的应用，王西麟先生解释说，“想到这个语言，我一下子开朗了。这个节奏啊，就是这个鞭打的节奏——-这都是地方戏音乐，板鼓打起来非常响亮。这种节奏外国没有。外国没有这种文化！
还有就是京剧的高拨子，最悲怆的时候唱的反二黄。林冲在雪夜草料场唱的那一段，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从那里找到，变化过成为现代公民的主题。这是一种现代公民的控诉，已经不再是过去古代的人了！建立了这两个主题后，交响乐第一乐章才拉起架子，我心里才慢慢平稳下来，才不心慌了……”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三
在瑞士中国文化节上首演的王西麟先生的钢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乐，强烈地震撼了演奏家及听众。王西麟所经历的文革、社会变迁、个人遭遇对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的感受却超越时空。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上周末，中国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应瑞士中国文化节的瑞士方邀请特别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在苏黎世和巴塞尔首演。一位评论家在协奏曲首演前说，这部作品肯定将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痕迹，为此，关于这部作品的首演，以及这两场音乐会在当地产生的反应，记者采访了熟悉王西麟先生，并且出席了这两场音乐会的苏立华先生。
苏立华先生对记者说，“媒体对这两场音乐会有很多的报道。巴塞尔当地的很多报纸都有文章报道。具体的反应来说，首先是排练，在排练的时候，演奏家们说，我们虽然不了解你的音乐具体表达的情节内容，但是我们被你的音乐整个震撼了。他们用了两个词，震撼和优美。首先是震撼，开始的第一乐章，然后是优美，结束的乐章。”
对于听众的反应，苏立华先生介绍说，“在瑞士演出后，很多听众围着王西麟先生请他签字、照相。他们说，整个音乐会首先给我们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一种感受。在我们瑞士，我们是大自然，平和，是人与大自然的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平和，很难经受这种感受。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是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才会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最后又使得这种呐喊回归到了一种平静。因为第四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都是在一种很平静中结束的。这是我亲自听到观众对他的评价，而且不止一个人，并且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出了这种感受。”
关于这部钢琴协奏曲，及王西麟先生的第四交响乐，苏立华先生说，“我觉得王西麟先生的音乐，虽然里面涉及了他在文革中的很多的悲剧，一些痛苦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但是他表述的这种痛苦经历，提升到了一种从哲学及人文的角度来看人性、看社会。文革的这种经历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表现。因为这种东西不仅在中国文革发生过，在德国二次大战希特勒统治时也发生过。”
对此，另外一位评论家说，正如苏立华先生所说，王西麟的经历的文革，社会变迁，个人遭遇对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的感受，也就是人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觉，却可以超越时空。这种超越，政治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那种最深层的生命的追求。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四
负责组织安排瑞士文化风景线中国艺术节的施奈德-罗斯，中文名字陆凯灵女士认为，中国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第一次让欧洲人看到，中国当代有别于意识形态宣传与所谓前卫派的另外一种艺术，王西麟先生的作品直接震撼的是“欧洲听众的感情”。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每当提到中国当代的音乐以及艺术，对于欧洲人来说的印象是，要么是和当年东欧国家非常类似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宣传品，要么是各种充满现代派奇特形式、怪诞异国情调的中国，要么是如工业产品那样模仿复制。但是十一月六号、七号王西麟先生在瑞士首演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第四交响乐，却突然让欧洲的评论界看到，“中国的另外一种音乐，另外一种艺术来了。”评论家甚至说，欧洲艺术界，欧洲社会正在慢慢消化王西麟先生的音乐。
对于王西麟先生的音乐对于欧洲民众的直接印象，记者采访了负责组织安排瑞士文化风景线中国艺术节，也就是直接参与这次演出事物的施奈德-罗斯，中文名字陆凯灵女士。
陆凯灵女士对记者说，“我听了他的演出。当时观众非常热烈地欢迎这个演出。演出后不知道鼓掌了多少时间。非常成功！观众那天特别欢迎他的作品！”

陆凯灵女士说，演出前确实不知道听众是否能够理解中国艺术家的语言，“我们演出前，还提供了一个观众和他的交流机会。所以我们演出前，也介绍了一些中国的地方戏以及他音乐中的一些中国特点。他自己也介绍了一些。所以我们觉得观众大约也能够理解一些传统的中国的背景。”

陆凯灵女士说，和一些人们现在看到的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不同，王西麟先生的作品直接震撼的是听众的感情。“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我听的时候，就像一直在哭一样，非常感动！因为我比较了解他，我认识他，我在北京就已经认识他了。王老师，以后我也了解到他的背景，他的生活。他那段时间多么困难。所以我听了他的音乐，当然就想到他在那段时间艰难和痛苦。这不只是我感觉到，他自己也这样说了，他说一边写，一边哭。他写他的钢琴协奏曲，就哭了很长时间，非常难受，你能够听出来。所以我觉得他用音乐表述的，非常深刻，让人非常感动！”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五
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为填补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音乐界带来的四十年的钢琴协奏曲的真空，而写作的钢琴协奏曲，获得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全体演奏员，以及瑞士文化节总监库艾曼的高度评价。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无论就其表达的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因此他为中国音乐界四十年后还没有推出新的作品，还在世界各地演奏这个作品，感到耻辱。他一直想写作一部钢琴协奏曲，以反映中国艺术家的心声。今年由于瑞士文化景观艺术节的主宾国定为中国，巴塞尔交响乐团愿意在文化节上演王西麟先生的作品，因此促使他完成了这部钢琴协奏曲。
十一月，巴塞尔交响乐团在苏黎世和巴塞尔不仅演奏了这部特别为他们写作的钢琴协奏曲，而且也演奏了王西麟先生的第四交响乐。这两场音乐会在听众以及当地媒体、音乐界的产生热烈反响。为此，记者采访了文化节总监焦瑞安·库艾曼先生（Jurriaan Cooiman）
关于巴塞尔交响乐团是如何选择王西麟先生的作品的，库艾曼先生说，“我们选择王西麟先生的作品，不是由一个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整个乐团的成员投票决定。
选定这部钢琴协奏曲和交响曲，不是出于政治的等其它原因，而是因为它的艺术质量。
现在在苏黎世和巴塞尔的文化节演出后，反响非常积极。在媒体上有很多评论，人们都清楚地看到，这两部作品都是发自内心的创作。”
对于为什么听众能够非常容易地理解，并且和作曲家产生共鸣，库艾曼先生说，“我认为他的音乐运用的是非常明确的，清楚的语言，人们立刻能够感到，这是作曲家的个人的充满感情的一生的坎坷经历。”
对于很多音乐评论家把王西麟先生和苏联曾经出现的肖斯塔科维奇，及波兰的格奥尔斯基对比，库艾曼先生说，“当然，他们由于生活的社会环境有类似的地方，因此，经历、内心的感受也有很多内类似的地方。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运用过各种形式和可能，例如电影音乐，四重奏表达自己的心声，同样，王西麟先生也用各种可能的声音、旋律，展示了他的感受。”
库艾曼先生说，“王西麟先生在音乐中运用了很多中国的戏剧音乐，但是他由于使用的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的音乐方法，因此，对于听众来说，我们是很容易理解和喜欢他的作品。”
关于如何评价王西麟先生的作品，库艾曼先生说，尽管评价是一件带有非常主观色彩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高档的音乐作品，它的品质和具体内容细节都具有很高的音乐性。人们能够在音乐中感受到痛苦和热情。为此库艾曼先生最后对记者说，对于如此作品演出，他们当然愿意继续与王西麟先生合作，演奏他的作品。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媒体采访录音：

Flash: 媒体采访作曲家(1)

Flash: 媒体采访作曲家(2)

Flash: 媒体采访观众(1)

Flash: 媒体采访观众(2)

Flash: 媒体采访文化节总监

三

现场照片选

土豆网上有试听。

所以称他为＂病人＂。悲苦惨烈的音乐形象多了点，容易走极端，不被认可。当然技巧上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主旋律"能比拟的。现代作曲技巧的运用也使他的作品有别于其他仅使用不得法的陈词滥调的东西，听感上颇俱功力。

听了，有实力。

顺便又听了他的第四交响曲，也是有内容、有深度的作品。

心向往之！

钢协首演不久，似乎还没有商业发行过。第三、第四、第五交响曲也没有单独的CD发行，但是和乐谱捆绑在一起。到各类购书网或者音乐类书店去买他的乐谱，就能获得附赠的CD。乐谱带CD也就三四十圆的事。

原帖由 plczj 于 2012-1-14 10:08:00 发表 粗听了一下，第一章“暴力”、外露了点儿，二、三章不错。但无论观念、技巧，都是和《黄河》不可同日而语的音乐。现在演奏的《黄河》，似乎就只剩下卖力和炫技了。 王老有点执拗，表演上不喜欢朗朗和刘诗昆的“激情”表演，作曲上又和郭文景有论战，左、右都得罪人了。 顺便说一句，王西麟是49年从我们这里参军走出去的音乐家（他在本地生活、学习音乐的情景已无从查访，因为那时还是个孩子，又太久远，除非还能找到见证人），他老家却在河南开封（见百度百科）。

王西麟不是河南人，是山西人。更主要的是，他运用的音乐语言，不少来自山西民间。
节录《人民音乐》：

王西麟(王锡麟)祖籍山西省稷山县，1937一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旧官员之家。童年和少年在甘肃省平凉县度过。受其兄影响而喜爱文学,11岁发表诗歌、散文于上海《福幼报》。在平凉的教会小学学会了风琴和五线谱。因家已破落而于1949年9月私逃投军,参加了途经该地的军队的小型文工团,自学基本乐理和演奏胡琴、手风琴及各种铜管乐器,并逐渐学会为小型吹奏乐队配器、编曲。1955年7月被送到北京“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这时才开始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他在该校学习(1955.7_1957.1)并毕业于该校在上海的“教师预备学校”(1957.1—9)。在这里遇到并跟随以后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茅于润学视唱练耳,随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陆洪恩(已故)学钢琴。半年后(1957年9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刘庄、丁善德、瞿维(作曲)、陈铭志(复调、赋格)、钱仁康(作品分析)、谭冰若(西洋音乐史)。学生时代作了《第一弦乐四重奏》(Op.1 1961)(三乐章),1962年以《第一交响曲》(oo.2)第一乐章毕业(指导导师瞿维),同年9月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任驻......

1961年学生时代作了《第一弦乐四重奏》的三个乐章，1962年以《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毕业，指导导师是瞿维。同年9月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任驻团创作人员。从那时起到他受迫害离开北京之前的一年三个月中，完成了《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三乐章，1963年完成了交响组曲《云南音诗》。

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文革”前夕，极“左”阴影笼罩着艺术界，古典音乐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音乐和当代音乐自1949年以后到那时被完全禁止。1963年姚文元批判印象主义和德彪西。1964年，王西麟因批评当时极“左”的文艺方针受到政治迫害，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山西长达14年。前7年(1964—1971)在山西大同雁北专区文工团做勤杂工，“文革”期间被监禁、管制、劳役、批斗多年；后7年(1971—1977)到山西长治市晋东南歌舞团担任指挥，从事戏曲改革......

作者： 王安国
来源：2001年《人民音乐》第四期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RMYY200104003.html

原帖由 scfan 于 2012-1-20 8:41:00 发表 钢协首演不久，似乎还没有商业发行过。第三、第四、第五交响曲也没有单独的CD发行，但是和乐谱捆绑在一起。到各类购书网或者音乐类书店去买他的乐谱，就能获得附赠的CD。乐谱带CD也就三四十圆的事。

乐谱附赠的CD，好像就是该作品仅有的几次演出（之中某一次的）现场录音，录制效果一般。按说这样高水平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应该由乐团在充分排练之后，由商业唱片公司精心录制CD出版发行，才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