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 [复制链接]

盛中国录制的《梁祝》

像唱片的名字一样，《珍藏盛中国》

《梁祝》我觉得最好的是1979年俞丽娜在中唱的录音，但是一定要是早期的黑胶版，音乐的感染力，琴手的投入感，演奏的整体效果都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小提琴的音色受限于琴本身不高档，这是唯一的缺陷。 CD来说我觉得是孔朝晖在雨果的那版，整体效果最好，HI-FI感最强，但是还是琴的音色稍差一点，跟俞丽娜相比之下硬朗了一点。 窦君怡在飞利浦公司出过一张演奏陈钢和何占豪作品的专辑，里面的《梁祝》也是非常出色 细钊 发表于 2016/10/11 17:20:37

吕思清就是以梁祝而出名的！他这二年出的两张碟真不敢恭维！拉小提琴所能表达的内在情感，我在“今日头条”直接表示“差评”

吕思清就是以梁祝而出名的！他这二年出的两张碟真不敢恭维！拉小提琴所能表达的内在情感，我在“今日头条”直接表示“差评” 我爱辉辉 发表于 2018/9/18 22:58:56

你说的是不是他演奏贝多芬和帕格尼尼、圣桑那两张碟？

吕思清有很多唱片，分布在不同唱片公司，我听过的，除了梁祝，下面几张感觉都不错的。
尤其这张小提琴小品《梦幻曲》，感觉非常棒，这是他早期的一张唱片。

盛中国—中国的“梅纽因”





    ■卜大炜

    2018年9月7日晚，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标志性人物、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因心脏病在京去世，享年77岁。盛中国生前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原中央乐团）小提琴独奏家、中国小提琴学会会长、中国社会艺术协会主席。他出自音乐世家，父亲盛雪是小提琴教授，家中11个子女9个从事小提琴演奏事业。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盛中国7岁登台演奏，9岁在广播电台演奏了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经典作品，这位神童的琴声通过电波传向了全国。1954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56年，他在中央乐团成立音乐会暨“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音乐会”上，演奏了莫扎特《A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由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为他协奏。

    1960年，国家选派盛中国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在大师列奥尼德•科岗的班上学习，科岗评论“盛中国的左手快得难以置信”。1962年，盛中国在世人瞩目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小提琴荣誉奖，并受到奥尔的传人、评委叶夫列姆•津巴利斯特的赞赏。1964年毕业回国后，盛中国在中央乐团担任独奏演员。

    在旋即到来的岁月中，盛中国在艺术上砥砺不止，同时也成为全中国小提琴学生们艺术上的指路明灯。凡欲在琴技上登高者，都会到他那里接受点拨，而许多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小提琴家，几乎都会到他那里上出国前的最后一课。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梅纽因在北京红塔礼堂举行访华音乐会上，梅纽因与盛中国在中央乐团的协奏下演出了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梅纽因称盛中国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的最佳合作者”。而盛中国当时使用的是一把在信托商店花80元淘来的二手琴。1980年，盛中国赴澳大利亚演出了12场音乐会，轰动了澳洲，在中外音乐交流史上一鸣惊人。对于盛中国来说，这是迟来的业绩，但在当时又非他莫属，他显示了自己作为一名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的职业小提琴独奏家的实力。此后，盛中国又在日本开创了演出市场，从1987年起，每年都在日本举行独奏音乐会，日本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盛中国粉丝”群体。不久，他收获了爱情——日本钢琴家濑田裕子，两人成为音乐会搭档，琴瑟相和。盛中国也拥有了几把世界名琴和名弓。事业日隆的盛中国不忘爱心的奉献，他将演出收益的一部分捐赠为世界各国留学生的医疗基金。由于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日本**1999年授予他“文化大使”称号并颁发外务大臣表彰奖。

    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他迅速填补了国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空白，独步一方，让国内的听众听到大量中外小提琴经典作品。在艺术上，他的演奏理念和演奏方式至今仍属世界先进，出神入化的运弓，完美的指法，声音流畅优美，在舞台上的演奏天马行空却又规范严谨，一直保持着艺术青春。他是中国小提琴界公认的巴赫权威，他演奏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令人高山仰止。他演奏的《新疆之春》、《牧歌》、《思乡曲》被人们竞相模仿，他演奏的《梁祝》成为作品诞生以来的又一个权威演绎版本。

    一代名家盛中国大师风度，但又平易近人。2016年夏天在香港国际音乐节的一次工作餐上，我与盛中国、濑田裕子夫妇同桌，此前我与大师夫妇未曾有过近距离交往，感到有些局促，然而大师视我为同事同行，侃侃谈起关于音乐评论的社会功能，大师的艺术见解有着理论的高度和独特的角度。

    盛中国在生活中也有着很高的艺术品位，除了收藏有许多名贵小提琴外，还注重艺术品收藏。他总是着装考究，风度翩翩，气质非凡。他说一个人如果老是着装休闲，那么他在事业上也是会处在休闲状态。因此不论何时何地见到盛中国，似乎举手投足都是音乐，一派为人们提供美好艺术的独奏家状态，这种艺术涵养体现在舞台上，便是什么类型的乐曲都演奏得潇洒典雅，极富艺术内涵。还是在那次交谈中，我看他脚摔伤行走不便，就开玩笑建议他用一根“文明棍”，因为只有他拄起来最有“绅士范儿”。没想到一个月后在哈尔滨勋菲尔德弦乐比赛他担任评委时，真的用了一根漂亮的手杖，说这是从伦敦一家商行中淘来的，是名贵木材制作的。

    盛中国入列“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行列，被誉为“中国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中国的“梅纽因”名副其实。现在巨星陨落了，中国的小提琴艺术进入了后盛中国**。从此，天堂里有了中国小提琴大师的琴声。

《梁祝》为何难被超越？曲作者陈钢揭秘创作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都需要自己的“好声音”，而善于表现宏大叙事和深刻抒情的交响音乐则是表现这种“好声音”最为强力、丰满、立体和多彩的载体。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1949年诞生了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她，理应有自己的“好声音”，而《梁祝》就是这样一个应**的需要和召唤而诞生的作品。

陈钢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交响音乐作曲家。早在求学期间，即因与同学何占豪合作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蜚声中外乐坛。此曲于1997年在美国达拉斯演出后，引起巨大轰动，陈钢也因此被授予“达拉斯荣誉市民”称号。陈钢的作品以触动人心的情怀、浓郁的民族风韵和丰富的当代作曲技巧三者巧妙融合见长。此外，陈钢还是位优秀的散文作家，著有《三只耳朵听音乐》、《蝶中蝶：陈钢谈艺录》等文集。本文中，陈钢先生回忆了《梁祝》的创作历程以及创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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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与何占豪都是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之前也并无交往，而且两人分别就读于音乐学院不同的系与不同的专业（我在作曲系四年级，他在管弦系进修小提琴）。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共同的赤子之心，都想通过谱写《梁祝》这样一部在中国流传一千六百年以上的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来表现中国人民对不朽爱情的歌颂与追寻。

《梁祝》诞生前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由一个口号、一个小组和一部电影造成的前期铺垫。

“一个口号”就是指当时提倡的“民族化”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在支部书记刘品的倡导与支持下，将以何占豪为首的几个小提琴专业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来探讨小提琴演奏与创作中的民族风格问题。

“一部电影”是指1953年出品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它上映后即在1954年的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音乐片奖。电影大师卓别林在日内瓦观看这部影片时潸然泪下、赞不绝口。这部以流传在中国一千六百年以上的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传说连同它缠绵委婉的越剧唱腔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这些条件都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前期铺垫与“催生素”。

但是，《梁祝》诞生的**却又是一个不该诞生《梁祝》的**。

1958年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它的主旋律是“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和“女民兵”。而描写“才子佳人”的《梁祝》却是与当时的主旋律格格不入的。那么，它又怎么会被**所容忍，而且还被定为献礼作品全力推出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当时音乐学院的“执政官”——党委书记孟波。在1958年“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中，在文艺界盛行“文艺应该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口号的时候，他竟然不赶潮流，在实验小组上报的三个题材，《女民兵》、《大炼钢铁》和《梁祝》中，“圈”中了位居第三的《梁祝》，这无疑是一种冒着风险的选择。而且，除了这一“圈”外，他的一“点”和一“顶”也是《梁祝》得以成功的缺一不可的关键。一“点”是指他的“画龙点睛”。《梁祝》初稿完成时，只以“殉情”结束，没有后来的“化蝶”。是孟波提出了要加“化蝶”来表现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的反抗，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不能成双对，死后天上蝶双飞的意念。一“顶”是指党委在讨论创作班子成员名单时，有人提出“陈钢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不宜参加献礼创作”，可是被孟波顶住了。他说，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本人表现。我想，如果没有他这一“顶”，可能也会有别个样式的《梁祝》出现，但当然不会是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梁祝》了！

在写《梁祝》呈示部（“相爱”）中的副题时，用了一段小快板来比喻梁山伯与祝英台共读同玩的欢乐情景。当时为了加强作品的民族色彩，曾经想在配器时加入一组民族弹拨乐器（三弦、琵琶和月琴）。那时的学生乐队，每周只能排练一次。第一次排练时，我完全听不到这组弹拔乐的声音，因为它们在大乐队里全被淹没了。第二次排练时，我要求他们尽量地使劲弹，结果听见了，但听到的全是噪音！这可怎么办？要么听不见，要么全噪音。第三次排练时，他们因开会请假，没来排练，结果音响显得很干净统一，而弦乐的拨弦也可以代替民族弹拨乐的音效，因此，到第四次排练时就请他们不要参加了。

人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球村里，首先要国际化，要找到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与世界对话，同时又融入特有的民族元素。这也就我们为什么要将《梁祝》写成小提琴协奏曲而没有写成二胡协奏曲的缘故。

中国的民族音乐中有标题的传统，但标题常常仅为“标意”而非“说文解字”。如京剧曲牌《夜深沉》，听起来既不“夜”又不“深沉”。再如《春江花月夜》，虽然每段前都有小标题，但留给我们听觉的并不是细部描绘，而是整体意境。《梁祝》也是。虽然我们在普及音乐时可以沿着原来的戏剧台本“草桥结拜”、“同窗共读”、“十八相送”、“逼嫁”、“楼台会”、“抗婚哭灵”和“化蝶”等线索去引发听众的文学联想，但这并非音乐的审美本质。因为音乐不是文学的附体和解释词，而是一个有动态结构的生命活体和一种不可言说的心灵语言。前几年，我应邀到英国的伊顿公学观看他们演出《梁祝》。“伊顿”是所著名的贵族学校，下面的听众当然全都知道莎士比亚，但是他们既不认识梁山伯，也不认识祝英台。可是，当演出结束后，他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休息时，在场的欧洲凤凰台主持对我说：“陈先生，您知道吗？楼上的老外都哭得稀里哗啦呢！”我想，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知道了“梁祝”的故事情节，而是这首有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情怀的作品感动了他们，这种感动是一种超越语言、超越国界和超越历史的普适**动，是一种被音乐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言说、但却能穿透人心的力量所引发的心灵撼动！

人类的感情是共通的，爱是人的根，情是人的本。而音乐正好是沟通情爱的最佳媒介。《梁祝》的人文价值就是因为通过了一个中国的民间传说，谱写了普世的爱。

音乐是一种无色、无相、无字、无形的音流组合。这种组合可能有一定的情绪指向与意象联想，但由于它是一个开放和多义的动态系统，所以不可能予以固定的定论与定格。当然，作品的诞生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的结晶。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出现的那种“畸形”的小提琴热潮，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拉琴；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的迫切需求而又无曲可拉的无奈状态，尤其如果不是因为潘寅林把我从那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拉出来“逼”着我不断写作的话，那么同样也就不会催生出这一批“红色小提琴”作品来。当然，如果这些作品不是出自我手的话，今天也就不一定成为被历史留存下来的“经典”了。

这是这次在广州买的新版梁祝，确实比老版的要好很多，声音不燥，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