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英雄的悲剧（转者按：此篇文章系从网上转帖，也许说出了真理，也许是梦呓。我认为写得很好，建议大家看看。） 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诞生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各类“英雄”也随之而来。然而，到了1898年，一位德国的
音乐家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感叹到：“鉴于我们的指挥家对贝多芬的《英雄》并不十分欢迎，因此，现在极少演奏这首曲子了，为了满足听众的迫切需要，我谱写了一首大型音诗，题为《英雄的生涯》”。我想，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在1904年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对奥地利人乃至德国人这么说。因为这一年他完成了自贝多芬以来真正伟大的英雄主义作品。它就是马勒的《a小调第六交响曲》。它的诞生距贝多芬的《英雄》恰好一百年。如果说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作为19世纪的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交响曲的话，马勒的《第六交响曲》则是作为具有典型的20世纪人文特征的第一部交响曲。它们一个体现了19世纪的新生思潮和革命激情，一个体现了20世纪的欣喜若狂与死之征兆的情感风暴，即“历史必然的要求和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先声。我想，对于《第六交响曲》所揭示的人文精神与现象的一个方面对于动乱的20世纪来说，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它预言了被黑暗与邪恶笼罩着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一切悲剧事件。
作品的形式是如此的明确而具有魄力，不用做额外的解释就能体会到它的英雄主义特征。而它完全有资格自贝多芬以来真正享有“英雄交响曲”的称谓。然而基于作品的原始意图，我觉得称呼它为“英雄的悲剧”是最为恰当的。这就与作品的思想和史诗性达成了协调和匹配。我觉得，马勒交响曲的英雄性和它们的神秘主义特征同样值得关注。甚至从《第一交响曲》开始，他就塑造了最初的英雄。然而，马勒赋予他的英雄以更为突出的精神性的特征——关于如何从生到死，又如何从死到生的这样一个精神转变与净化的历程。这代表的即是自我精神的斗争史。马勒将这种性质与特征集中体现在了他的第二、五、六、九交响曲中。事实是，它们无一不是令人惊叹的精神力作。其中，《第六交响曲》就是这一系列的核心。
马勒曾在这部作品初演前给它附加了“悲剧”的标题。因此这部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非常明确。它是马勒首次以单一而明确的构思与目的创作的一部具有标题性质的作品（事实是，它的确是属于此类，尽管这多少使人为的理解有些牵强附会）。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在初演后不久，马勒就觉得乐章的安排与自己的原始意图有出入。即作品的主题得不到有效阐明。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表现主义的迹象。然而马勒并不是那种因为一种特定的模式而去盲目遵从的人。换句话说，他不会创作出纯粹标题性的音乐。因为这从根本上与他的周密而宏伟的交响性构思背道而驰。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为《第六交响曲》设计如此庞大的篇幅来单单阐述一个再具体不过的主题思想的原因。他显然是想让一种延伸开来的戏剧性在全曲中建立起一种构架，以一种统一的逻辑的必然性来体现所谓的悲剧事件——一个英雄的兴衰记。即他所说的他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无疑这是作曲家本人生活经历的乌托邦式的写照或为自己写的一部传记。它是马勒面临的种种现实危机的映射。这部作品显然是一种在情理之中的必然性的产物。这将视为艺术家们的普遍现象之一：他们都企图在内心世界中去确定自己，以此稳固地（艺术家的现实心态是最摸棱两可的）建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我想这也是所有艺术家进行“精神创作”的根本原因和意义所在。理查德·斯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当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那纯粹是基于标题性的音乐素描，其主题思想不过就是对具体的形态事物的一系列的简单描绘。它给人的感觉和印象是再直观不过的了。那是一种近乎于生活喜剧化的英雄，恰好与马勒形成鲜明的对比——想象一下日记与史诗的这种差别吧（如果这种对比恰当的话）。理查德·斯特劳斯的英雄给人的感觉有名不副实和夸大其词之嫌。然而，在马勒的辉煌壮阔的《第六交响曲》中，这一英雄的形象被树立得极具威慑力且在思想的明确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成功，就是进行了最具史诗性的阐述——关于一个英雄如何从一位王者成为邪恶的死俘的悲剧。
为了更好地剖析这部作品的结构，或只是为了更便于理解，我想对其过程作一个叙事性的描述：
第一乐章：战斗——勇往直前——沉思——殊死拼搏——突破重围——凯旋
第二乐章：世外桃园中的避难，思索悲剧世界
第三乐章：突如其来的劫难——辗转于黑暗中
第四乐章：再上战场——勇闯魔界，与邪恶交锋——经受三次诅咒——毁灭
我想，大多数人在看到我的这种情节阐述后，会很清楚地意识到我所遵循的乐章次序。这是以行板为第二乐章，诙谐曲为第三乐章所形成的逻辑性的联系。然而，在现在的常规布局中，我们很难为它确定什么或有效的现象性思维。由此，我们很难想象英雄在历经第一乐章的艰苦奋战而终于赢来胜利的同时，竟会再次与邪恶纠缠。这多少有些让人心寒和难以承受，但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震撼力与情感的渲染效果。在纯艺术表现上我们的确不能过分拘泥于一种具体的形态（况且它只是辅助性的）。马勒的这部作品就是要把人们所关注的一切都引向梦魇般的情感的深渊。然而，马勒的魅力何尝不在此。在情感的渲染方面他是我见识过的最具魄力的老手。问题是，马勒后来又恢复了更改后的乐章次序，由此造成了至今都无法确定的问题。但他的这种尝试倒是给了后来的诠释者们许多剖析这部作品的见解和洞察力。这会作为马勒的一个实验在未来的实现吗？我想是的。我觉得马勒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预言。关键是，我们要尽量达到作品所覆盖的范围。就像里卡多·夏伊（Riccado Chailly）所说的：尊重原谱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以牺牲演释者的个性为代价的；你的想象与对原谱的违背不能相提并论。对于马勒的作品来说，这种观点尤其值得维护。我觉得，马勒的交响曲的巨大价值之一就是它们在
音乐表现上的可发掘性和多层面的体现。这在他的后期交响曲体现得尤其突出。因此，它们也是被“歪曲”得最为严重的。主要是它们的音响表现异常丰富，有许多感情和值得玩味的因素在里面，这就给了诠释者们许多可乘之机。他们既然要面对音乐界的巨大压力，必然要达到个性化的层面，非得玩出什么新花样不可。长久以来的这种形势给马勒的作品所带来的或许是有弊无利的因素。这些魔术师在感觉上所做的比音乐自身还要多。我想说的是，马勒已经让一切都蕴涵在音乐中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发现作品（很抱歉从人们对马勒的作品所做的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发掘后我还在使用“发现”这个词，我只是想针对最主要的），理解并完善作品。马勒自己说过，要让音乐自己来说话。在这方面我相信他。
第一乐章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说的是它的构思。它明显体现的是战斗的过程。然而它的这种突发性的开始会让大多数人茫然不知所措。我觉得它不能给人的感觉是“一开始就像是已经开始”了。请理解我的这个意思。我指的是，要让它达到一定的伸展度，在开始它不能过快。我觉得在这方面山德林（Thomas Sanderling/RS）和布莱兹（Pierre Boulez/DG）做得非常好。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MAP）的处理则更着重于一种势在必发的潜在的趋势。然而我也不希望会把速度弄得像巴比罗利（John Barbirolli/EMI）那么慢。不论怎么样，我们要做到整体的和谐，而现在我只是针对如何更为有效地开始的问题。我们可以把速度定为标准的进行曲速度——就像维特（Antoni Wit/NAXOS）的那样，也可以稍微加快或适当减慢。我觉得，若像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DG）那样做突飞猛进的处理（我理解他是为了加强气势），就应该不要做呈示部的反复，因为“英雄”是那么急于进入高潮而进行最后的决斗。在呈示部所做的就是要树立一个崇高的坚不可摧的英雄的形象。当然，适当地赋予一种悲壮（注意，是悲壮，而不是悲剧；悲剧针对的是事件，而不是现象，这也是《第六交响曲》的思想核心的体现）是应该的。第一乐章是描绘英雄战胜的过程，这与末乐章所形成的战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悲剧性的对比（所谓的真正的悲剧就在此）。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要突出这种对比。因此，第一乐章的英雄要有绝对坚定的信心。这其实是与末乐章的强大的毁灭趋势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的（强大的意志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来催跨）。我觉得第一乐章在海汀克（Bernard Haitink/PHILIPS）的处理下是比较出色的。而在首尾乐章的情感对比上，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DG）则更甚一筹。在乐队方面，铜管乐要恰当地突出一种气派和风度（他们所扮演的正是“英雄”的胫骨和身躯），而不仅仅是歇斯底里的暴动。在尾声部分仍有一小段的“战斗”过程，此后的速度是个问题。是像马勒提示的“etwas draengend”做适当的加速，还是保持第一速度（Tempo Ⅰ）不变？我觉得还是依照乐队所达到的紧张度来做更为自由和恰当的控制和处理。然而英雄在此何不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派呢？要疯狂也罢，歇斯底里也罢，这种情况下谁也挡不住。重要的是，这个英雄突破了一切。
对于诙谐曲的表现，我觉得在这方面要紧扣作品的思想和主题。按常规的布局来看，作为紧接第一乐章的诙谐曲应适当地与之协调。在此应体现为一种“蛮荒时期的族人
舞蹈”（个人语）。遍布整个乐章的节奏脉动更是赋予了这个乐章一种舞曲的性质。这是战胜后的英雄与族人们相聚狂欢的场景。而单单认为是“恐怖的”是不确切的，因为他的中段显得如此的幽雅（Grazioso）。而乐章的逐渐趋于沉寂则是代表族人们因筋疲力尽和醉意而逐渐倒下。这其中夹杂着一种酒神式的粗犷。就像马勒在《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再次展现的那样。我觉得在这种布局的情况下，诙谐曲要达到这样的戏剧性效果是恰当的。可能是马勒在第一乐章已经具备了那种悲剧意识，才导致产生了同样效果的诙谐曲。然而，当把诙谐曲调到第三乐章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那是另一种氛围。此时，乐队要从整体上加强它的气势以体现势吞一切的邪恶的力量。即如上所描述的“突如其来的劫难”。然而此时乐队要从行板急转直下达到这样的效果有些困难。关键是他们要一个个从伤感的和平主义者立刻变成残酷的、毫不留情的魔鬼，真正地体现出一种另人颤栗而心寒的戏剧效果。悲剧节奏在充满着无限情怀和慰藉的行板后的再次出现（此时它的出现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意外的），它显得如此冷酷而令人恐惧，如同挥之不去的邪恶的阴影。更体现了一种悲剧事件的必然性和作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兆。这个乐章充分体现了一种悲剧性的嘲讽，其中段代表了英雄意志的动摇，一切因素在中段都显得含糊不定。英雄被魔鬼所迷惑，在黑暗中辗转，最终把自己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部作品含有的象征主义手法——暗示性因素和动机因素在马勒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有象征“希望之后失败的观念”的三和弦、作为悲剧性预告的“灾难的节奏”、在首尾乐章中的代表英雄形象的主题、作为悲剧性的脉动以及作为引发悲剧结局的三次致命的打击等。它们充分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严谨的叙事特性。
我觉得《第六交响曲》的《行板》是马勒写过的最具魅力的一个篇章。我们不应把它理解成是多愁善感的充满着失望与悲观情愫的悲歌。它是一首真正的充满着博爱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情怀的神圣的咏唱。马勒注明的标题为“Andante moderato”（中速的行板）。其主题的基本素材取自《亡儿之歌》（Kindertotenlieder）的“辉煌的太阳正在上升”（Nun will die Sonn' so hell aufgeh'n）。它具有一定的歌唱性。因此很清楚它应遵循的速度原则。它只能是中速的，快了慢了都不能完好地体现出一种内在的情感。它不像马勒的所写过的其他慢乐章，或多或少可以用额外的速度来演奏。这影响不是很大。但在这首行板中必定会出差错。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过于强词夺理。除非是被这首乐曲的丰赡的情感所迷惑而不能自拔的，否则他应该知道怎么做。我觉得海汀克对这首乐曲的处理是最为成功的。圆号在这个乐章充当希望的号角，引导“英雄”再次走向战场。这个乐章为三段体曲式，在各段之间有明显的连接——马勒在此以一种寂静的弦乐的上滑音体现了一种灵魂的升华。从平静到开阔再到激昂，充分体现了精神的净化过程。这个乐章给予了“英雄”以充分的心理准备，是对战斗之前信心的培养。它同时也是一首悲叹之歌。“英雄”要为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战斗，他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挚爱情怀和深深的依恋——假如他一去不复返，他将与这个世界告别。
在这部作品中，马勒使用了大量的进行曲节奏。它们无外乎就是由一系列Alla marica的片段组合起来的庞大的构架。事实是，第一乐章本身就是一首规模宏大的进行曲。这在庞大的末乐章同样有着延续。此外就是使用了大量的军乐队风格的节奏和旋律。例如，大量的附点音符、八度跳跃、快速的级进、脉动性节奏等。柔情亲切的《行板》与刚劲冷酷的第一乐章和诙谐曲的这种结合是个极有美学挑战性的一个内容，这也是给人无穷回味与感触的空间。我想，马勒的折中主义在此得到了有利的维护；再就是，很难再有第二个能像《第六交响曲》这样具有如此完美的糅合性的因素了。这是一部充满了力与美的交响曲。同时也体现了悲剧性因素的内在矛盾。
尽管弦乐在这部作品中有着前所未有的渲染效果，也丝毫没有使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在这部作品的表现中有任何逊色。在18世纪，圆号主要在一种狩猎
音乐（La chasse）中用来体现猎人的号角，在19世纪，它成了体现英雄气概的必不可少的乐器。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理查德·斯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中，圆号都有着突出的表现。在体现史诗般的宏伟、激昂与壮阔方面，圆号或许超过了其它的同伴——小号、长号和大号。这就是为什么马勒在《第五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中分别只用了6只和4只圆号，而在《第六交响曲》中用了8只，且几乎在整个作品的进程中都让它们处于同时“作战”的状态。马勒在这部作品中对铜管乐器的大量应用增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坚韧性。这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英雄”的“钢铁精神”与斗志。为了压倒这种势大力强的精神，马勒在末乐章安排了三次特别的打击方案。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槌击装置（Hammer）。马勒描述敲击出来的这种声音应像“刀劈斧砍之声”。他在谱上注明为“短暂、有力但为非金属性质的沉闷的打击”。第一次打击由定音鼓和槌子分别以“ff”和“fff”的力度来表现；第二次最为惨重，由所有的重量型打击乐器同时以“ff”的力度来表现；第三次为定音鼓、小鼓（颤音）和槌子同时以“ff”的力度来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变化暗示着与之对应的英雄意志的衰退。在此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我们知道，马勒为前两次打击设计了一种预示性的导入，让人感觉到即将来临的危机。这是最明显的心理暗示。我想即使是第一次聆听的人也会感觉到这种趋势引发的是如何的结果。但在后来与此类似的敲击中，马勒没有照前两次那样以槌子来体现，取而代之的是锣的猛烈一击。槌子被安排到了序奏的最后一次呈现中。由此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序奏主题就是那位英雄的形象。它在作品中几次出现。在最后，这位英雄被无情地击跨，倒在了敌人的脚下。在做完对人生的悲叹后，终于被邪恶而致命的一击打入万劫不复的死亡的深渊。英雄牺牲了。
就像奥斯特洛夫斯基描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马勒谱写的这场悲剧我们大可理解为“钢铁是怎样毁灭的”。然而这并非消极，或许从某种程度上马勒给了我们更为现实的启示。就像大多数的钢铁之躯仍然抵不住某些致命的打击而最终难逃一劫。战争就是最大的例证。然而它仍在继续。尽管时代已有所不同，马勒的这种殉道主义英雄精神仍然值得赞扬。人类世界的善与恶之间的冲突无一不是这种悲剧的体现。我们需要的就是马勒《第六交响曲》给予的这种精神启示——虽然失败，但不悔于曾经奋斗过，灵魂必在困苦中得到升华。失败的英雄仍是伟大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