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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贝多芬年50张唱片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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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著名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唱片:




音乐是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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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

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
光明之所以是光明是因为有黑暗。

贝多芬中期弦乐四重奏的不朽是确定了的,但能不能算是“伟大”,还须推敲。在写完四重奏Op.95之后,他竟然有12年不再写四重奏了,不只如此,他在1812年写了比较简短的第八号交响曲之后也“停笔”了12年,直到1824年才完成他最后的一首交响曲《合唱》。贝多芬只活了57岁,这十二三年对于他的创作是何其重要,他为什么要停顿呢?后来为什么又再“开始”写作?所写成的东西与以前比较有什么不同?这层层疑窦形成了贝多芬“晚期风格”的讨论(On Late Style),其中最有名的论者是德国音乐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与当代学者萨义德(EdwardW. Said, 1935-2003),他们都有专书讨论此事。

贝多芬的“晚期”起始于哪一年,并不是很好确定,但我们从他比较接近卒年(1827年)创作的作品,譬如第九号交响曲、《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十七首钢琴小品以及Op.127之后的最后五首弦乐四重奏来看,这些作品不见得有统一的“风格”,但确定的是,这些作品与以往的作品比较,形成了一种绝殊的风景,令人不得不用奇怪的眼光来看待。

提起贝多芬晚年作品中所呈现的这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风格,阿多诺这样说:

重要艺术家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果实之熟。这些作品通常并不圆美,而是沟纹处处,甚至充满裂隙。它们大多缺乏甘芳,令那些只知选样尝味的人涩口、咂嘴而走。它们缺乏古典主义美学家习惯要求于艺术作品的圆谐(Harmonie),显示的历史痕迹多于成长痕迹。流行之见说,它们是一个主体性或一个“人格”不顾一切露扬自己,为表现之故而打破形式之周到,舍周到圆谐而取痛苦忧伤之不谐,追随那获得解放的精神给它专断命令,而鄙弃感官魅力。晚期作品因此被放逐到艺术的边缘,沦于被视为比较接近文献记录。事实上,关于最末期贝多芬的讨论极少不提生平和命运,仿佛面对人死亡的尊严,艺术理论自弃权利,在现实面前退位。(彭怀栋先生译)

从阿多诺的叙述来解读,贝多芬晚年的这幕特殊风景其实并不“好看”,它既不圆熟,也不和谐,很多地方甚至十分苦涩,有时还有“暴力”的倾向,尤以晚期的四重奏与钢琴奏鸣曲为最,这些作品由于压力过大,形成某些突兀与不和谐,往往令人不忍卒听。究竟何以致之?一个原因是贝多芬的身体状况极差,耳已全聋,几乎无法与人沟通,对声音的概念与以往相较,有大幅度的差异。托斯卡尼尼在处理贝多芬第六号以后的交响曲时,往往把标记为极强的改为中强演出,就是这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更为惊悚,贝多芬自知将死,便调整了他对别人与对自己的看法,他也不想用以往的定律法则来处理身旁的一切事物,宁愿把所有的东西撕裂撕碎,包括艺术,由于晚期作品有这么一种自毁的倾向,所以阿多诺说贝多芬的晚期之作是灾难。

当然这个说法是有所本的,早于阿多诺的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ThomasMann, 1875-1955: Doktor Faustus)中,曾借小说主人公阿德里安•莱维屈恩(AdrianLeverk hn)的口发表意见说:

贝多芬的艺术超越了自己,从传统境界上升而出,当着人类惊诧的眼神面前,升入完全、彻底、无非自我的境遇,孤绝于绝对之中,并且由于他丧失听觉而脱离感官;精神国度里孤独的王,他发出一种凛冽的气息,令最愿意聆听他的当代人也心生惊惧,他们见了鬼似的瞪目而视这些沟通,这些沟通,他们只偶尔了解,而且都是例外。(彭怀栋先生译)

也就是说,贝多芬在晚期的作品中(尤其是四重奏)透露出他生命方向的大改变,以前朝向光明,现在面对黑暗;从以前作品中到处充满的自信,转向后来到处见到的怀疑。整体说来,此时的贝多芬从憧憬、明亮而深雄的生命基调,转入失序、错乱甚至于沉沦不可自拔的境遇。当然,唯一的例外是第九号交响曲《合唱》,在《合唱》里面,贝多芬仍保持着对人生最高的理想与热情,但在别的曲子中,那种高岸的理想与热情却有的消退、有的变质了,换来的是面对残酷现实之下的自处之道。假如把音乐当成一种沟通,这时的沟通是蒙昧不清的,方式又充满了暴躁的激情,所以托马斯•曼说听众“见了鬼似的瞪目而视这些沟通”,而几乎总是摸不清门道。钢琴家兼指挥家巴伦博伊姆曾说,贝多芬的交响曲是对大众演说,而钢琴曲与四重奏则是比较隐秘性质的私语,两种方式都是发自内心的,但后者相对没经过层层克制或修饰,所呈现的内心可能更为直接而真实些。

但正因为有这些,贝多芬除了不朽之外,才有可能伟大。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光明之所以是光明是因为有黑暗,假如没有黑暗或黑暗的“暗度”不够强烈,光明的价值便无从呈现或者呈现不足。这是为什么“浪子回头”的故事总比天生善人的故事来得动人,因怀疑而坚信才更有信仰的力量,不过贝多芬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贝多芬的晚年,怀疑的成分永远比坚信的要多。

我们从他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来看。这首四重奏的编号是Op.135,是贝多芬所有作品的最后编号,这首曲子应该是他最后的一首作品。如前所述,这是从整首曲子来看,贝多芬的最后的“绝笔之作”其实不是这首,而是为编号Op.130的四重奏所“补”的第六乐章。这首Op.135与其他几首晚期的四重奏的不同,在于它没有任意地扩张篇幅,只四个乐章,每个乐章也不太长。他晚期的四重奏大多十分绵长,乐章之间的比例也不很平衡,譬如编号Op.132的那首《a小调四重奏》共五个乐章,第四乐章 “进行曲式,极活泼的”(Allamarcia, assai vivace)演奏起来只要两分钟,而第三乐章“甚缓板”(Molto adagio)则要十五分钟以上,长短相差得厉害,而这首四重奏则均衡许多。从表面上看,这应是一首比较“平和”之作了,但表面不足以判断内心,这时的贝多芬的内心其实冲突得厉害,最有名的是他在这首乐曲最后一个乐章的原稿上,写了两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注记,便是“非得如此吗(Muβ es sein)?” 与“ 非得如此(Esmuβ sein)!”这两句话的解释弹性很大,注记在乐谱上,应该与音乐的内容有关,然而,贝多芬的音乐与他的人生密不可分,所以这也是人生的问题。有什么事是“非得如此”的,却又令人怀疑不断?在音乐而言,是指音乐必须与人生接轨吗?巴赫以降的古典大师就并不如此,而我要另创新局吗?贝多芬自《英雄》与《命运》后,已算是开创新局了,但应否如此或者新局是否成功,他自己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贝多芬在音乐上的改革,在乐坛已形成重要话题,赞成或反对人都有,但他知道议论汹汹,其实都是假象,无助于厘清真实,所以他怀疑。

如果所困扰的是人生的问题,那便复杂许多,他在写《英雄》的时候,就相信人类高贵的理想终必实现;在写《命运》的时候,他相信人类意志与命运的对抗,获胜的必然是有意志力的一方;然而,现在,他却不见得全做此想了。看看命运在他身上肆虐成了什么样子,他是一个全聋的聋子,对一个音乐家而言,这是怎样一种遭遇呢?他听不到眼前的声音,音乐藏在记忆与更深的灵魂深处,再加上他到老年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命运冷冷在前,他一点也无力与之对抗,有人说贝多芬有一种“不屈的灵魂”,但当人的生命也被剥夺了后,他不屈的灵魂将依附何处?


这些问题不见得是贝多芬当时所想的,但确实很重要,也不能说这些必然不是他当时所想的。世人固然不了解他,他其实对自己并不笃定,总之这时的贝多芬复杂得很,他不想讨人喜,宁愿让自己的艺术变得晦涩难解,像一个雕塑家,他好不容易雕刻了一个人人称羡的伟大雕像,却又不顾一切地用凿刀把它毁了,他任他的生命与艺术都变得残缺不全,他故意如此,一点也没有顾惜的样子。但就是因为有这些残缺,才使他艺术上的伟大有了可能。

这话题永远说不完,就此打住。对我个人而言,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的重要性永远超过他的交响曲,原因很简单,弦乐四重奏透露了更多贝多芬心里的话,有时候连话也不是,而是一种情境。他晚期弦乐四重奏里所显示的彷徨、犹疑与无枝可栖,也往往是我生命中常碰到的情调素材。贝多芬的交响曲给人的是鼓舞,而弦乐四重奏给人的常常是安慰,一种伤心人皆如此的安慰。

下面谈一谈有关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唱片。四重奏看起来编制小,表演起来比交响曲简单许多,其实不见得。弦乐四重奏分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与大提琴四部,与交响乐团的弦乐部的组织完全一样,所以弦乐四重奏只要把乐手按比例增加了,就可以成为交响乐的弦乐部了,莫扎特之前的交响乐,其实是以弦乐部为基础,加上几个管乐器与打击乐器所组成的。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也被改成弦乐交响曲来演奏过,最有名的是那首原放在Op.130的第六乐章的《降B大调大赋格》(后来独立成篇后改为Op.133),福特万格勒与克伦培勒都有弦乐交响曲式的演出录音,气势规模完全不逊交响曲呢。

由于人少,演出时步步吃紧,四重奏的乐手个个要有独到的看家本领,绝不可随便蒙混过关的,所以四重奏的乐手往往是那类乐器里的高手。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长久以来被视为四重奏的试金石,以致历来名“团”辈出,所录的唱片,也有极高的数量,我这儿不采各首的演出来做评解,而综合地采用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全集的演出来讨论,主要是节省篇幅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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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迪斯弦乐四重奏(Amadeus StringQuartet)演出的版本(DG)。这个弦乐四重奏团由小提琴家布莱宁(Norbert Brainin)、尼赛尔(Siegmund Nissel), 中提琴家席德洛夫(Peter Schidlof) 与大提琴家洛维特(Martin Lovett)(前三人为犹裔,大提琴家为英国人)在1948年于伦敦组成,1987年中提琴家席德洛夫过世后,团体便自然解散。他们所录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全集,历经多年的考验,仍在唱片界占有崇高地位。原因第一是,他们是唱片工业开始发达的时候少有的四重奏团体,他们对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演奏诠释早已深入人心,后人很难改变;第二是,他们的演奏也确实中正平和,没有太多的硝烟味(也许他们的唱片都是从早期的黑胶唱片翻录),当然也因为录音较早,他们的唱片也缺少一些亮度,对于某些讲究紧张力道的欣赏者而言,有点不过瘾的感觉。但他们的演奏诚实又忠于原作,中期的五首四重奏,时见光彩,大体而言,是欣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不可缺少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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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弦乐四重奏团(Quartetto Italiano)的演奏版本(Philips, 后改为Decca)。这个由小提琴家波尔西亚诺(Paolo Borciano)、佩格蕾菲(Elisa Pegreffi),中提琴家弗赞蒂(Lionello Forzanti)与大提琴家罗西(FrancoRossi),在1945年所“原创”的弦乐四重奏团体一直活跃在欧洲,后来中提琴家弗赞蒂早逝,由其他音乐家顶替,参与最久的是法鲁利(Piero Farulli), 直到1977年解散前, 又换成阿西奥罗拉(Dino Asciolla)。这个四重奏乐团虽然成立于浪漫气息很浓的意大利,但演奏四重奏作品无论古典的莫扎特还是浪漫派的勃拉姆斯,都极守“分际”,使得原音重现,不会任意发挥,被认为是贝多芬作品最忠实的诠释。他们所录的贝多芬四重奏,不论前期、中期还是晚期的作品,在乐坛的评价都甚高,尤其是在1970年代所录的全集,佳誉不衰。这个乐团与几乎同时活跃的阿马迪斯四重奏团相比,以贝多芬的全集为例,阿马迪斯乐团的录音显然没有意大利乐团的好,虽然同样训练有素,演出都极为典雅,但以亮度而言,意大利乐团比阿马迪斯乐团较为胜出,可能这是因为意大利的日照永远比英国与维也纳要多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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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 贝尔格四重奏团(Alban Berg Quartett) 的演奏版本(EMI)。这个乐团成立的时间比上面两个乐团晚得多,是在1971年由四位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年轻教授组成的,他们分别是小提琴家皮奇勒(Günter Pichler)、梅策尔(Klaus Maetzl),中提琴家白尔雷(Hatto Beyerle)与大提琴家厄尔本(Valentin Erben)。30多年来,第二小提琴与中提琴都换过人,而第一小提琴手与大提琴手一直到2008 年解散,都由同一个人担任。这个乐团成立之初,以演奏20世纪维也纳乐派的作曲家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 , 1874-1951)、贝尔格(Alban Berg , 1885-1935)、魏本(Anton Webern , 1883-1945)的曲目为标榜,所以取名“阿班•贝尔格四重奏团”,但后来也演出其他的曲子,尤以贝多芬的四重奏蜚声国际,几乎每次演奏会,都会演奏贝多芬的作品。这个EMI 的全集版是经过不短时间录制的,所以录音的质量不是很稳定,第二小提琴已换成舒尔茨(Gerhard Schulz)来担纲,中提琴先是白尔雷,后来换上卡库斯卡(Thomas Kakuska),但整体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演出全集。中期的《拉苏莫夫斯基四重奏》表现得光彩夺目、淋漓尽致,是他们演出的强项,晚期的五首四重奏则精准、持重又特有气魄,是十分有分量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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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以演奏贝多芬四重奏有名的乐团实在太多,罗马尼亚的维格四重奏(Quatuor Végh)演出的版本(Valois)与英国林赛四重奏(TheLindsays string quartet)的版本(ASV)也极有分量,只是这两个版本的唱片商不是很大,产品在市面上不容易找到,只好放在这儿以备参考。

AUTHOR| 作 者

周志文,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北师大客座教授,著有《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其简体中文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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